天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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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ee经常进不去。决定搬家至和讯。

http://ywanght.blog.hexun.com/

bokee经常进不去。决定搬家至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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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工作，我能做什么？

对自己深深失望中。

从小我有三个美丽的愿望：

1、在阳台种上爬山虎，让它绿油油地爬满整个墙壁。

2、在室内种一颗树，最好是果树，树冠顶着天花板，伞一样铺开，云一样舒展。金色或绿色的果实沉甸甸地坠着。

3、养一只听话而威武的大狗。

如今，我这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

1、阳台上种了大大小小的若干盆花，只是没有爬山虎，阳台也没有被绿叶铺满；

2、室内盆栽了几棵小树，可惜都已经干枯而死，更甭提果实了。

3、养了三只狗。都是小小的哈巴狗袖珍狗，听话谈不上，威武更是无从说起。

但毕竟这三个愿望已经实现了，不是么。似与不似，这就是生活的魅力。

大半年没进来了。主要是不满意bokee网的龟速。先后跑到新浪、和讯，最后还是觉得这里好。但这只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理由罢了，实际上是大半年来自己懒惰了。

最先scim是可以启动的，后来杂七杂八地装了一些东西，就莫名其妙地不能启动了。没法输入中文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最后只好在终端启动scim。虽然不影响使用，总感觉不爽。
无意中在“输入法引擎”的“全局设置”下，看到那个表格中有一列显示的是“热键”但是我的“中文输入法”对应的热键是空白。再点击那个白色的小三角，发现我用的“智能拼音”后面也没有“热键”。会不会是这里的缘故？于是，设置了“智能拼音”的热键，重新起动系统。然后按热键，yeah！成功启动！

firefox可以导入ie的收藏夹，但是汉字显示会乱码。在网上查到一篇解决ie导入firefox收藏夹乱码的文章（http://hi.baidu.com/%D6%C7%C4%DC%D6%D5%B6%CB/blog/item/4042840fb0cd3cefaa645742.html），我按照上面的方法，反向操作。即把导出的ie收藏夹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另存为ansi编码格式的文档，然后导入firefox，乱码就解决了。感谢原作者。

钱理群：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在北大“我们社”和出版社主持的《民国那些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钱理群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民国那些人》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 、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 http://www.tecn.cn )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 http://www.tecn.cn )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不知道徐百柯你听过没有？（徐答：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读过整理后发表的演讲稿）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开设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 http://www.tecn.cn )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这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 http://www.tecn.cn )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 http://www.tecn.cn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 http://www.tecn.cn )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 http://www.tecn.cn )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二亿四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年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 http://www.tecn.cn )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 http://www.tecn.cn )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 http://www.tecn.cn )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 http://www.tecn.cn )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 http://www.tecn.cn )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 http://www.tecn.cn )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 http://www.tecn.cn )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 http://www.tecn.cn )     我读这本《民国这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 http://www.tecn.cn )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 http://www.tecn.cn )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 http://www.tecn.cn )     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 http://www.tecn.cn )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 http://www.tecn.cn )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 http://www.tecn.cn )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 http://www.tecn.cn )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长时间的鼓掌） ( http://www.tecn.cn )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 http://www.tecn.cn )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 http://www.tecn.cn )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 http://www.tecn.cn )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 http://www.tecn.cn )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 http://www.tecn.cn )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 http://www.tecn.cn )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 http://www.tecn.cn )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蒂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 http://www.tecn.cn )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 http://www.tecn.cn )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 http://www.tecn.cn )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 http://www.tecn.cn )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 http://www.tecn.cn )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 http://www.tecn.cn )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 http://www.tecn.cn )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 http://www.tecn.cn )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 http://www.tecn.cn )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 http://www.tecn.cn )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 http://www.tecn.cn )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 http://www.tecn.cn )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 http://www.tecn.cn )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 http://www.tecn.cn )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 http://www.tecn.cn )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 http://www.tecn.cn )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 http://www.tecn.cn )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 http://www.tecn.cn )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补充           （《民国那些年》，徐百柯著，中央翻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 http://www.tecn.cn )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 http://www.tecn.cn )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 http://www.tecn.cn )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 http://www.tecn.cn )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 http://www.tecn.cn )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 http://www.tecn.cn )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 http://www.tecn.cn )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 http://www.tecn.cn )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 http://www.tecn.cn )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 http://www.tecn.cn )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 http://www.tecn.cn )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 http://www.tecn.cn )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 http://www.tecn.cn )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昨晚父亲来电话了。他的兴致特别高，给我讲了近两年老家发生的许多人的许多事情。父亲告诉我，现在老家已经有好几家有汽车了，连那个仅仅比我大一岁的清平子也有了自己的汽车，过年时还专门从新疆开了回来；堂兄更是有自己的车了，据说他在西安、成都、西宁、兰州购买了多套房子，光是房子都有两百多万了；父亲还说，当初院子里被公认为最没名堂的王朝年也有了自己的汽车，资产可能上百万了。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中满是苍凉。我理解父亲。要是当年他不为了我和弟弟上学，他就不会放下自己正如日中天的食品事业，积累到今天，他的资产也一定很可观了。如今，作为当年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作为当年村里人人瞩目的第一个万元户，父亲在老家的光辉逐渐被那些后起之秀掩盖。英雄迟暮的感觉，让我觉得话筒那边的父亲分外苍老。

然而父亲说完村中那些有钱人的故事，立即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以为父亲会说：“没关系，如今你已经读出来了，你弟弟也已经上了大学了，跟他们比起来，我们钱少点，但我们比他们有文化，哈哈哈。”想到这，我突然有些微微的不好意思来，在筒这边期待着父亲的夸奖。然而父亲说：“你不说跟他们比，也不说要超过你堂兄，但是你至少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丰裕。现在的社会啊，要么你有钱，要么你有权，权和钱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占一样。如果你既没权也没钱，别人就会看不起你，你在社会上就难以立足。”电话这边的我默然。

尽管从感性的角度，我难以赞同父亲的观点，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我不得不面对目前中国的现实：权力与金钱结成了最巩固的同盟，它们成为了社会的通货，办任何事情，离开这两样，就无从谈起。反之，一旦我们掌握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所谓的光明前途就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例子在华夏大地举不胜举，也就无庸赘言了。

可是，问题在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真的是为了奔这二者而去么？或者，用父亲的话说，你没有钱，没有权，你其他的一切梦想都是空中楼阁么？

因着原来屋主搬走之后留下几盆植物在阳台上面，自小喜爱动植物的我自然将之当成了宝贝，花了一整个下午清理出来大大小小十一盆花来。这其中，我认识的只有一盆仙人掌，一盆文竹，两盆芦荟；那个最大盆里栽的是不是桑树我还拿不定主意；其余的尽管是常见的，但是我依然叫不出名字。相逢何必曾相识，种花何必知道花名。于是我开始精心经营这十一盆枯死的生命了。

原来的屋主估计也是偶尔有性子来养养花，浇浇水了，所以十一盆花都是半死不活的，尤其是两盆芦荟，原来的主人施错了肥，使得芦荟的叶子都成了紫红色了。其实我也没多少种花的经验，唯一的经验是初中时从厨房窗户撒下一把胭脂花（我们那边的叫法），那一把种子就在那里扎根到如今——所以我所谓的种花也只是浇浇水松松土而已。但十多天下来，那些要死不活的生命居然都容光焕发，生机开始勃勃了：芦荟的叶子在慢慢变绿；“桑树”的叶子也多了起来，开始有一点生命的绿意；那一盆我最喜欢的文竹更是使劲地把个枝条往长里长，把个嫩嫩的叶子使劲往外挤；唯一没有动静的是那一小盆仙人掌，依然绿绿的，丑丑的，张牙舞爪地刺向天空，我开始不喜欢它了，于是将它从书桌移到了窗台上。

由于文竹是小猪的最爱，所以最初文竹是被我从阳台上搬来摆放在客厅的，和另一盆绿色植物一左一右，权当我那破电脑兼电视的护法。它两个也还争气，把我的破电脑装点得还像那么回事。可是自从黑泽明来了之后，这两盆不会动的生命就只有任黑泽明欺负了。先是那盆绿色植物的土壤被黑泽明拱了个遍地洒落，接着文竹也遭了殃，被黑泽明咬得遍体鳞伤。没法子，只好将一个移到阳台上，将另一个搬到我的书桌上。本来就不宽大的书桌再摆上一盆文竹，虽然绿意盎然，但也显得拥挤。好在文竹确实争气，不跟笔记本和台灯争地盘，而是老老实实地顺着我給它搭的架子往墙上爬。

前两天旅游回来，意外在阳台的桑树根部发现一颗比我中指长一点的草本植物，亭亭玉立，招人喜爱。我立即决定将它移植到我的书房。我要看着它一天一天地长大，也许是棵西瓜也说不定呢。我曾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里种上果树，当我想吃果子的时候，就不用上下七楼去买，只需要在家里伸伸手张张嘴就可以了，希望这个真的是西瓜秧啊。

adobe公司新出的几个软件在32位vista下安装都比较麻烦。至于acrobat proffessional8.0的安装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提出解决办法了。因此，本文主要介绍我安装photoshop cs3、indesign cs3和illustrator3的经历。

1、photoshop cs3的安装。用adobe公司那个clean工具之后，出现错误提示，要求联系adobe公司（错误信息原文已经记不清了），或者，直接告诉你安装文件被损坏。我的解决办法是再次运行这个软件，连adobe acrobat也干掉，然后重新安装acrobat proffesional8.0，安装完之后再安装photoshop cs3，就可以成功了。

2、从emule下载的indesign cs3的iso安装文件的问题。我查看了一下emule上的回复信息，大概这不是原装光盘，而是一位喜欢用繁体字的朋友制作的，所以未能够包含正确的iso信息（具体是什么俺就不懂了），因而只能硬盘安装。但是硬盘安装仍然弹出“请插入indesign光盘”的信息。我取消安装之后，安装日志显示是我原来安装photoshop的源文件被移除了，准确说是C:\Downloads\Photoshopcs3-all-kittydown.com\Photoshopcs3-all-kittydown.com\Photoshop\Adobe CS3\payloads\AdobeALMAnchorServiceAll\AdobeALMAnchorServiceAll.msi被删除或移走了。所以我按照上面的路径信息重建了这个文件及其路径，然后再运行indesign安装程序，还是要求插入indesign光盘；卸载上次运行安装程序所安装的“共享组件”，再运行安装程序，即可正常运行。如果还不成功，可以试试看将indesign安装程序所在的文件夹下面的payloads\AdobeALMAnchorServiceAll\AdobeALMAnchorServiceAll.msi覆盖掉上面先前建立起来的photoshop路径下面的相应文件。安装成功之后，不要删除建立起来的photoshop文件和路径，下面安装illustrator还要用到。

3、illustrator cs3的安装。因为同样是从emule下载的iso文件，安装时弹出的错误同安装indesign时的信息类似，要求插入“illustrator光盘”。解决方法同上面安装indesign一模一样。

以上就是我安装这三软件成功的经历，供读者参考。

若干天前，于君突问公司一干人等可有愿意养狗的。书籍若干，笔记本一台，相机一个，爱犬一只，一直以来是我人生四大梦想，如今前三样已基本实现，唯一缺的就是一只可爱的狗儿了。所以，甫听到于君此言，我立即两眼放光，立即打电话和小猪商量，定了下来。

第二日下班，随同于君去她老公办公室领狗。在破烂的20楼上，终于看到“花花”瑟缩在办公室一隅的桌上，全没了三个月大小狗的活泼与灵动。于君说，“花花”是很乖的，更何况昨晚老公忍不了它的嚎叫而踢了它。半夜！踢了它！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狗！我立即对凶手产生了本能的厌恶。默默抱着“花花”回家。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狗改名。“花花”太俗气了。小猪说叫“线团”，因为小狗胎毛长长，实在就是个会跑的线团。但“线团”也嫌土了些。我说叫它毛泽东算了，小猪立即反对，说这是对伟人的不敬；我自己想想也是，在大街上叫一只小狗“毛泽东”，不被人当成神经病就会被人打个半死，至少也会被警察叔叔捉去蹲墙壁。叫什么好呢？我在屋里转来转去，眼光落到床头柜上那本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对，就叫黑泽明！黑泽明是我最尊敬的电影大师，把我最心爱的小狗命名为“黑泽明”虽然仍然有对伟人不敬之嫌，但也实在能表达我对大师的亲近之意。而且，黑泽明，比“花花”、“线团”之类的有意境的多。

黑泽明显然不适应环境，第一晚在卧室外面惨叫了一夜，把小猪烦躁得直说不养了不养了。耳听着它细小而哀怨的嚎叫声，我心下一片黯然。

事不止此。

第二天小猪起来之后，一打开卧室门就大叫起来。原来黑泽明在卧室门口摆了两堆黑乎乎的大便，向我们示威。从此，我们这不足70平米的小窝，狗屎与狗尿齐飞，几无落脚之地。

这也罢了，这小东西还忒挑嘴，米饭不吃，蔬菜不吃，胡萝卜不吃，买来的香肠吃一次之后连闻都懒得闻一下。

它只吃牛肉，而且是生的。只要厨房菜板一响，这小家伙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坐在地上等着天上掉下牛肉来。半个拳头大的牛肉块切成的肉丁放到它碗里，还没容我直起身来，它就已经一扫而空，好整以闲地望着我，等着我給它更多的牛肉。

小猪说，小狗不能吃生肉的，吃生肉会很凶，会咬人的。于是喂了两天牛肉大餐之后，我们强迫黑泽明吃素。每天上班前给它碗里盛上牛奶，另一只碗里盛上香喷喷的米饭。等我们下班回来，牛奶没了，米饭还是那么多。这小子宁愿饿得把垃圾桶里的卫生纸当食物也坚决不吃米饭！真够狠的。当然，除了米饭，房间里隔三岔五的少不了狗屎与狗尿。

我一直不知道烟草行业中的一箱烟有多少香烟，今天从http://www.etmoc.com/look/looklist.asp?id=9731上终于算出了这个数字。如，从“2月份，行业完成内销卷烟产量1273亿支（254.6万箱），比上年同期1289亿支（257.8万箱）减少16亿支（3.2万箱），降低1.2%。”这句话中可以得到127300000000/2546000=50000（支/箱），1289亿/257.8万=50000（支/箱），16亿/3.2万=50000（支/箱），也就是说一箱烟有50000支香烟。一包20支，也就是说一箱有2500包烟；一条有10包，也就是说一箱有250条。这个“职工论坛”http://www.sxworker.com/bbs/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5742证实了我的计算是正确的。它里面说：“红旗渠卷烟在2006年的单品牌销售超过百万箱（也许有人对‘箱’这个字的含义不是十分了解，一箱烟是五件烟，一件烟是五十条烟，一条十包烟。这样解释我想大家都该明白了吧。）”

我从http://www.tobacco.gov.cn/newspic2002/2004-3-16-2.doc这篇文档里找到红塔集团2003年“卷烟单箱成本2950.2元”，算3000元；又找到“集团单箱综合税利8162.98元”，算8000元。结合第一段的数据，可以算出红塔集团在2003年每条烟的成本为3000/250=12元，每包烟的成本为3000/2500=1.2元，而现在最便宜的烟估计是两块钱左右吧（我不抽烟，不知道具体的价格）；而每条烟的税利为8000/250=32元，每包烟的税利为8000/2500=3.2元，要注意到这仅仅是税利，还不包括生产厂商或销售商从中赚取的利润，也就是说每包烟的利润要远远大于3.2元的，联想一下，高档卷烟好象是五六十左右一包吧。

规格	成本	税利
箱	3000	8000
条	12	21
包	1.2	3.2

以上成本与利润的计算只是根据纯粹的数字算出来的，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因此这些关于一包烟的成本与利润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比较大的出入。

至于这些计算结果说明什么，请读者自己思考。

昨晚黑泽明爬到电脑桌下放路由器的格子里去咬路由器，我打了它，很重，几乎是被我提着脖子扔到书房外面去的。它的身子砸在地上砰的一声，很响。它顺势一头钻进沙发下面，脑袋趴在地上哀怨地望着我，也许它心里在想：“主人怎么那么凶，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把我重重地扔了出去。”望着黑泽明无辜的眼神，我的心突突直跳。我记得多年前我就是这么残忍的：用石头将母鸡的脖子砸断：把青蛙的肚子吹满气，让它沉不下水里去，然后用弹弓当靶子打；我还记得我一拳把院子里的一个小我很多的小孩打得直吐黄水，而我在一边欣赏自己的威力；等等。多年以来，我试图弃恶从善，尽量变得仁慈与善良。但是，但是，但是在跟黑泽明相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那凶残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了。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不行，我不能作恶。上帝派我来到人间，是要我为这个人间带来光明与善，而不是邪恶。原谅我，黑泽明！监督我，黑泽明，包括我最敬仰的真正的黑泽明大师，让我尽量为善！

原作者： （法国）伯纳·圣—若弘


【摘要】
所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一定都遇到过令他们无奈、可笑、紧张、烦恼或不解的场景，从而在心中对中国人产生一种矛盾甚至于激烈的情绪，这就是写作本书的背景。我相信，很多去过中国并与真正的中国人（我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是指在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中国人，而非那些在部级机关工作的官员或在国外使馆工作的中国人）接触过的外国人都梦想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或者希望有人能够写这样一本书。我这本书涉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以及与西方的差别，而且用语直言不讳、阴险恶毒、夸大其词，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中国人到底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以至于他们可以被称为火星人呢？欢迎到火星上来！希望参加火星之旅的游客不要忘记携带自己的幽默感，因为本书是一本讽刺挖苦的小册子（至少每章第一部分如此）。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化名，又想经常重访中国，所以在我进行“挑衅”的同时，又采取了补救措施。在每一章里，我都处心积虑地写上一段“说点儿正经的”，尽可能地为中国人讨回“公道”，和把稀泥，甚至反戈一击。简而言之，在讽刺之中找寻一点深刻的东西。其实，谁都知道，我们自己也不过是别人眼里的火星人而已。
想来读者不会误解我的意图。虽然我刻意渲染，但是本书的目的绝非要“打倒”中国人，或者是企图证实法国人的“优越”。我爱中国，我喜欢中国人—虽然说我每次到访中国和离开中国、见到中国人和离开中国人都同样高兴。我也十分敬重中国文化。在古代，从印刷术到指南针还有风筝几乎所有的发明都是中国人所为，如果我们的文明能达到今天的水平，那是得益于中国。在现代，从武术到软医学还有盆景，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

我想事先向中国读者道歉，很可能他们会发现本书中描述的中国人与他们自己很不相象。我想说明本书是描述中国人，而不是某一个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海外华人，从北京，到广州还有上海、乌鲁木齐，加上高速公路旁边的乡村，中国人有各种各样，而不是只有一个。

在进入正题之前在补充说一句，我对我们远在火星上的朋友有无限的敬意。如果真有火星人存在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如果火星人不存在的话，那么正好，我就冒昧在这本书里面描述一下我所知道的火星人。



第一章　噪声文明

　　在西方沉默和寂静是金或者至少也是块铅吧，但在中国的这个氛围里，沉默的价值会小得多。假如沉默在中国真有金子那么贵重，那么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安详恬静的民族了。如果沉默是铅的话，中国人恐怕也已经找到把铅变为金子的办法了。

从自然和理性的角度讲，这么稠密的人口本应该会形成一种对声音的严格限制制度，比如把打呼噜的人去劳改，或者把死刑犯人让卡拉OK的高分贝处死。但是他们却偏偏作了另一种选择：用制造比邻居更大的声音的办法来压住从隔壁传来的巨响。虽然第一个制造噪音的中国人没有流芳百世，但至少他身后却后继有人。

中国人讲究不服输，加上一种强烈的抒发欲望，和你坏我比你更坏的执著，所以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系列的声音技术，其中包括鞭炮和火炮炸药。安静和沉默对中国人的听觉而言是无可忍受的。比如一个上山领略自然风景的中国人会随身携带一个把功率的音响，在太阳出山的那一刹那再配上一嗓子真人原声：“啊！太美啦！”　这天，在海拔3099米的峨眉山上，太阳老人受到了如此的震撼以至于他恐惧地躲在了云朵后面。

中国人有制造噪音的固有能力，不需要什么辅助工具：一条声带一般就足以满足其生存需要，当然在具体使用方法上各地区有有所不同。除普通话以外，中文有六大语系，还有无数地方口音。在各大语系当中，在中国南方和香港流行的广东话堪称震耳欲聋的冠军：人们不是讲广东话，而是喊广东话！在香港的餐馆里，与对面坐着的朋友聊天最好要用手机，而餐馆内的高音喇叭与巴黎火车站大厅内里的公共播音系统的音量相仿。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在噪声面前人人平等。最有钱的人可以自私地在自己的豪宅家中或在朋友圈内制造噪声，自己享受。中等收入的人就慷慨多了，天一擦黑就把自己电视或卡拉OK发出的声音送到邻人家中。等到中国每个家庭都购置了卡拉OK以后，国家的经济就算发达了。当中国开始放声歌唱，世界将为之震撼！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来之前，低收入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制造噪声：在城市里用一把榔头和钉子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农村最好是让狗来帮忙。

我在少林居住时的邻居一家是热心肠的人，他们养的狗也挺可爱的。每天晚上这只狗都不厌其烦地狂吠提醒我正在中国睡觉。两周之后，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鼓起勇气向邻人老夫妇建议：“也许您可以向您的狗解释一下，每天对着星星大喊大叫是一件挺可笑的事。”老太太无奈地回答说：“不行啊！这狗不懂中国话。”我心里其实觉得挺庆幸的，要是这狗也会讲中国话，哪音量恐怕又得高八度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难道你能因为狗叫就揍他？那怎么不喊技工来修理一下那些大音量的卡拉OK？别开玩笑了，保持村落和社区里的生气和热闹是每一个正常中国人神圣的职责。反正睡不着，在狗的叫声中，我就开始着手构思撰写本书。

其实噪音只会干扰哪些不会制造噪音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早已获得了噪音免疫。我耳朵里的隔音塞子时常使我的中国朋友迷惑不解：“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了让中国更安静。”啊！？“像耳塞这种西方小玩艺并不能对付中国人的噪音技术。那次我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同行的还有800个好奇的中国人。入夜，我一个人流在船仓内，其他的中国人都到甲板上去观景了。没有中国人的中国可真安静啊，我很快就进入梦乡了。大概是在早晨一点钟，船上好象发生了地震：原来同舱的10位中国人归来了！不知在外面看见什么了，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们的兴奋之请都溢于言表。我是睡不成觉了，干脆咱也加入欢乐的人群中吧。于是我开始放声高歌马赛曲。神了！我们法兰西的战曲真有效，刚唱出几个词，中国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脸上显露出恐怖的表情：我们正在和一个外国疯子一起旅行！早知道外国人都是些怪异的人，但是达到这个程度还是令人不可思议。最好不要搭理这个疯子，我们还带着孩子呢。

“声音”这个词在中文字典里是与人声相连的。这其实很符合逻辑，首先嗓音本来就很吵，再说中国人发明文字的时候，汽车喇叭还不存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汽车的核心是喇叭。只要喇叭能响，汽车就能走。开车就是按喇叭，学开车就是学会安喇叭。中国开车按喇叭与西方人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责骂另外一个开车人才按喇叭，而是为了预告他们的到来：“当心，躲开点，我来了。”或者：“没看见我的车这么有气派吗？”　将来汽车在中国普及以后，估计文字学家可能会重新研究“声音”这个词的写法。


说点正经的

要说中国没有一点安静的地方那也不公正，要不为什么字典里有三个与此有关的词：寂静；无声和沉默。有时候有的地方安静的令人惊讶，比如说早晨公园里连太极的场景，还有中午人们睡午觉的时候。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国一些城市现在规定不许汽车在市区鸣笛。中国人居然能想出不许鸣笛的这样的主意来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如果中国人能够真正做到不按汽车喇叭那将更让人赞叹。中国人其实也一样期望安静。在我自己的国家，很多法国人也对邻居不管不顾，音响和宠物也同样会制造很多噪音。但，两相比较，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当然会比一个发达的社会更多地使用榔头，发出更多的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社会是一个死亡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中国充满生气！



第二章　窗外垃圾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一边吐痰，一边自信地对我说：“北京比巴黎干净。”不错，在中国首都北京散步，你一般不会踩到狗屎上，因为城市根本不准养狗。不过，如果说北京住的都是中国人的话，北京还不是整个中国。

您最好不要在铁路线附近溜弯，要不然您得带一个工地上常见的安全帽。为什么呢？您向地下看看就明白了：每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都会抛出各类垃圾在空中飞舞，甚至还会跌下空玻璃瓶。在中国，往窗外扔东西是一个文化传统。在香港，电视上有时会做这样的广告：“如果你从所住的楼上扔下一个瓶子，你会伤及行人。”　有一种特别好喝的饮料叫健力宝，易拉罐上用英文写着不许将空罐丢弃在公共场所，可是居然没有任何中文提示。这其实挺符合逻辑的，禁止一个中国人随地丢弃垃圾，就好比让他屏住呼吸一样，他可以坚持一会儿，但是马上就会恢复自然状态。那次在香港新界的风景区，我看见一帮年轻港人有说有笑地走过来，其中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张纸巾，开始擤鼻涕。我当即做了一个预测，并大声用英语说出来：“这小子会把纸巾扔在地上。”您猜怎样？我话音未落，那纸巾已经飘然落在青青草上。小伙子不懂英语，但还是被我说话的语气下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指了指他扔在地下的纸，还不错，小伙子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垃圾懂事地捡了起来。在中国内地少林，我也有类似的成功故事。那次又一个游人刚把一个塑料水瓶扔在地上，正好让我看见，我大声用法语喊道：“垃圾往那里扔？！”那个中国游人居然也听明白了，弯腰捡起了塑料瓶子。您看，由于我的努力，中国已经稍微干净一点了。

这么说来，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某些陋习，只要稍微提醒一下即足以唤起最基本的公民意识。也许电视上的公益广告还是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我记得电视上的画面是这样的：街上一些人正在漫不经心地随地扔东西，一位小姑娘不顾妈妈的劝阻，蹲下身捡起了被扔在地下的一块香蕉皮，向远处的垃圾箱奔去。此时画面上出现了科幻电影般的场面，街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蹲下身去捡垃圾（这当然一定是剧本要求），街面奇迹般地变得干净了，人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电视上不失时机地推出口号：“保持城市卫生，维护人民健康！”

让我们先回到现实中来。雁过留声，中国人走路要留下痕迹。你别想在中国的山里和树林里迷路，跟着垃圾走就行了。中国人似乎需要与物质社会保持一种视觉上的联系。就说中国的垃圾箱吧，垃圾箱一般是露天的，要不就是两边都有开口。有些人扔向垃圾箱的脏东西，不是落在箱在外面，就是从另外一边的口子出去了。当然这对但些以捡破烂为生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不用深挖就可以一目了然。

说到垃圾，我们不能不说到清洁工。在香港，似乎清洁工都是些上了岁数的人。看着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推着清洁车在工作，你有时会怀疑东方人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敬老，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会这样脏。由于没有高效率的清洁系统，一些街头巷尾就成了老鼠和其他一些小动物的乐园，谁说中国人不爱护动物？在中国的乡村，卫生情况就更加惊心触目了：每一个院落都有一个垃圾堆，更准确地说每一个窗户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堆。有时候，也有人出来把垃圾朝邻居家的方向或者小路上扫一扫。我在少林上的那个功夫班，最多每个星期进行一次扫除。平时，学员们只是象征性地在院子里撒点水，因为那里（理论上说）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学校其他的角落都是被卫生遗忘的角落，你可随处在走廊、楼梯上观察到果皮、空瓶子、剩肉等等杂物。从宿舍的阳台往外看，景色更加壮观，一条垃圾山把学校和旁边一家仓库截然分开。因为这已经是学校范围以外的事情，而且垃圾高度距离学生宿舍的窗户起码还有1米5以上，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不知是不是因为功夫有很多奇怪的动作，反正我在少林的那间宿舍墙壁上印满了大大小小的脚印。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桌子底下有旧鞋、塑料袋、扑克牌等具有考古价值的物品。我捉摸着要在这种地方得住一年，还是清扫一下位好。看我的老师在收拾他的房间，我也央求他帮一个忙也把我的房间来个整旧如新。老师叫来几个学生，重点把墙壁粉刷一下。说粉刷可能是有点夸张，其实也就是用一种滚筒似的家什把淡白色的液体糊到墙上。一个小时以后，墙壁依然肮脏，但地面上却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白色痕迹。

在中国大陆，公共场所包括旅游景点的卫生维护也往往是老人们的职责。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些老人是用一种硕大的扫把，辛勤地维护着一个清洁的中国的形象，保持大面上的卫生。但是，稍一走远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典型的中国游人是这样的，溜溜达达，停下来吃饭，把塑料袋随手扔掉，在垃圾的背景中留一个影，然后走人。峨眉山顶自然风光本来美不胜收，可惜朝山谷下面一看，满目垃圾，而且大多位置险恶，清洁工也只能望洋兴叹。


说点正经的

1937年，林语堂在它的一本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里就谈到了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的个性，说是与孔老夫子直接有关。因为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忘记把与外人的关系包括在社会关系当中。所谓“外人”就是家庭以外的人，除了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根本用不着和外人打招呼。除了孔子，老子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他张无为而治，邻居把垃圾堆到了我的门口，管他呢，咱也把垃圾堆到他的门口不就得了。

各国有各国的高招。法国人随口吐口香糖，中国人随地吐痰。法国人天天费力把垃圾送到垃圾箱，而中国人隔一阵子就来一次大扫除。法国人剥夺了很多清洁工的工作，而中国人为清洁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谁优谁劣也说不准呢。



第三章　嗅觉考验

如果你来到中国，在不多见的坐式马桶边缘上看见了脚印，别奇怪，一准是哪位乡下人来方便过了。也怪难为人家的，这种比板凳还高的家什怎么才能蹲得上去呢？可以想象这位乡下人在马桶上以蹲姿保持平衡是何等艰难，而且还得小心不能弄脏了地板。不过这后一点我们可以大可不必为中国人担心，他们个个是大师。中国人的厕所就是地下的一个坑，保证排泄物准确到位是基本功。

如果茅坑是用水泥浇铸的，每个坑两边可能会有半人高的墙隔开，或许还会有排水系统，那这就是典型的公共厕所了。到了中国别担心找不到厕所，很容易。第一是要跟着味道走，第二建筑物门前有收银台，里面坐着个厕所先生。没错，就是造访这种地方也是要收钱的。中国有没有土耳其式的单人厕所？有是有，但不多见。至于西方式的公共厕所，那你得到大宾馆里去找了。但是，如果你想要充分感受一下文化震荡，最好还是到乡下去走一遭，让苍蝇当你的向导。虽然这里没有人会想到要向你收费，但我担保你一进去立马就想出来。无奈，自然规律是无情的，我们不得不经受这样的考验。除非你是瞎子、聋子，或者幸运地患了重感冒，你的所有感官将完全彻底地被征服。在中国如果得了便秘这种病该是多么痛苦呀！

不瞒诸位，我在少林挑选学校的重要准则就是厕所，那种一溜看过去有百十个坑的厕所，绝对不可以，我无法同时和这么多人一起如厕，也就无法专心学习。我的要求也不高，厕所的坑数在六个以下，坑边的墙有半人高，小便池单设，最重要的是厕所必须没有房顶以便我随时可以观测天象。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厕所也算我到中国来不虚此行。据我观察，我选的这厕所也很受中国同学青睐，以至于他们把这里当成了社交场所。学生们每天一进门先选坑，然后悠闲地与邻坑对话：“哎，怎么着，今天你的是什么色儿？”“鲜黄。你的怎么这么绿？我说你昨晚上是吃什么了？”最精彩的是在每天的如厕高峰时间，每个坑可以蹲上两个人，互相鼓励，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可惜呀，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有一天没有和我商量就加盖了一个房顶！我的厕所失去了自然的魅力，我之好默默地与之告别另外选了一个合乎要求的学校。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常洗澡但常洗衣服，所以身体的污垢却往往被掩饰在洁净的衣服里面。由于中国人对衣饰的洁癖，所以洗涤剂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一件衣服只要是穿过，哪怕是只穿过两分钟，中国人就会重新洗涤晾干。记得那次我与800位中国友人乘一艘客轮畅游长江时，有幸与其中十位住同一客舱。由于我比别人先到，所以特意选定了一个上铺，想着这样可以透过窗户尽情欣赏扬子江的景色。不幸的是，在床与窗户之间，有一个洗手池。开船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洗手池是三家中国人的活动中心。开船不到两个小时，我的室友们就开始洗第一件衣服，以后接连不断的洗，一天以后整个船舱变成了晾衣场。这样，我从甲板回来要从毛巾、衬衣和裤子丛中穿过才能爬到自己的床上，从床铺上可以欣赏到的景色也只是各色内衣、内裤。三峡没有看清楚，但是却看到了三个乳罩。

船上的洗澡堂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洗澡堂一样脏乱不便。也难怪，洗澡堂本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保持个人卫生中国人有自己的办法。首先，中国人洗澡只要一盆水，不一定脱衣服，用浸湿的毛巾在暗中擦擦即可。这种洗法有很多好处，节约用水不说，而且可以在一亿同胞面前保持体面。唯一麻烦的是背后和一些隐蔽地位不容易清洁，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只要是外面衣服干净，里面到底怎么样也关系不大了。

谁都不否认，中国人出汗要比西方人少，所以并不需要每天洗澡。我在少林的同学们每天在烈日下和灰尘中训练达七个小时，晚上洗一个澡是少不了的。可惜我们学校里只有一个冷水龙头，供五十多人使用，而且还时常停水。要说起来，学校里还有一个正式的澡堂子，但是平时学生不得入内，估计是怕骚扰了住在里面的蜘蛛一家。到了每周公共浴池开放的那一天，学生们如同虔诚的朝圣者一般涌向澡堂。

那天我正在热水池悠然地享受，一位穿着练功服的学生在蒸汽朦胧中走了过来。我连忙喊：“这有人了！”无济于事，这位同学脱衣解带也跳进了同一水池中。哇！谁说中国人身上没有气味？拿我们法国的一块Camembert干酪，再放在太阳地里晒它一个星期也不会有如此刺鼻的气味吧。随即，另一个奇迹发生了：池水颜色发生了变化！原本清澈透明的水怎么忽地就成了黑灰色的桨装液体？该不是中国人的有一个发明吧。惊骇之中，我向我的新朋友询问他多长时间施行一次如此奇术。回答：“一周一次。”当然这位朋友并非是唯一的巫师，只要看一看澡堂里每一个水池的颜色你就会心悦诚服了。顺便说一句，中国人泡过澡以后不放水，我每次来洗澡都不得不伸胳膊在这样的水池底下找软木塞，把水放掉换干净水。

呼吸新鲜空气，排出二氧化碳本是每个人的正常生理行为。但这对凡事寻求完美的中国人来说就有点不够了，他们不但能排出枯燥的二氧化碳气体，还会吐出湿润的分泌物。所以，在中国大街上走路最好打一把伞，否则难免会被从各个方向飞来的痰液淋到。幸好大自然是公正的，在人们吐出痰液之前还必须高昂地清一下嗓子，提醒其他行人赶紧躲远点。中国人这种保持喉咙卫生的习惯，有时也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室内，人们经常会看到“严禁吐痰”的字样，有时还会翻译成英文让外国人遵守。不过照我看，类似“严禁吐痰”和有一次我在电梯间里看见的“不许随地小便”这类的警示标语，还是不翻译为好。


说点正经的

说实在的，法国的公共厕所也不是卫生和舒适的模范，即没有温水，更没有法国香水，比起日本来可能至少要落后一列火车吧。中国人虽然脏，但他们注重衣着的洁净。西方人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一星期也不洗一次澡，但是衣服只要穿过一次就得洗？而中国人也可能会问：是不是因为西方人的衣服太脏，所以他们每天都得洗澡？



第四章　低级趣味

从审美的角度讲，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也不管是小市民还是老农民，大家一律都喜欢贵且丑的物件。中国人但凡有一点钱以后，就开始忙着丑化自己的家居：像玻璃翡翠葡萄串，塑料大对虾，还有一级方程式汽车比赛的招贴画等等不一而足，直到把家里装饰四不象才感心满意足。

中国各地旅游景点就是采购这类装饰品的好地方，小商小贩会向你推荐各种廉价的“纪念品”。在少林寺，刀、枪、剑和痒痒挠一起出售。这么多东西里面，最惹人喜爱的还是痒痒挠，这东西用白色硬塑料制成，看上去有点像裸体女人，一端还有一颗硕大的心脏。除此以外，游人还可以在这里买到制造声音的铁锤，茶壶指北针（不知是不是为了上茶的时候给茶杯定位），还有一碰就乐出声来的慈祥菩萨，外加各式各样的首饰项链、扇子、相片框以及必不可少的“文房四宝”，应有尽有。

有钱的中国人有机会把自己的低级趣味展示出来让世人欣赏。我知道一位靠卖狗皮膏药成了百万富翁的香港人，在香港和新加坡斥资兴建了几座光怪陆离的庭园供游人欣赏。这庭院不大，里面像迷宫似的，到处是各种色彩的大小岩石，岩石中镶嵌有几尊佛像，还有小动物出没。在庭院的每一个拐角，都有一群兴冲冲的中国人在摄影留念。

中国人怎么照相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要分五大步骤。第一步，选一个所有游人都知道而且必定都要去的景点。第二步，观察别人都在拍摄什么背景，最好是选一扇大门。第三步，让爱人走过去，站立在大门口。第四步，像专业摄影师那样蹲下，上下左右调整镜头，尽量让爱人把大门掩盖住，然后抓紧时机按快门。但注意这还没完，还有一步，就是把爱人唤过来看一看刚才被自己掩盖住的大门在照相机取景器里是什么样子。有时你会觉得中国人好奇怪，怎么会选这么难看的外景照相，但是仔细想想，反正不管什么美景都会被人相所掩盖，负负得正，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出门没带或者没有照相机的人怎么办？别替中国人担心，各个景点都有十数个摄影师，身边摆者自己过去的艺术杰作招揽顾客。性急的人还可以照速成相片。

照片洗出来了，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每一张都是人物照，而且同一景点必定有好几张，因为一起出游的每个人都要在同一个地方留影。中国人这么喜欢人物照，你可能以为他们个个都擅长镜头前的表演。可惜，除了少许不慎照“坏”了的照片以外，照片上的中国人一律是站的笔直，双手不自然地垂直向下，表情颇严肃地面对镜头。不过，中国人照相并非一定是追求艺术效果，　更多的是要留“证据”：“你看见了吧？我去过那里，真的，不信您仔细瞧我身后的那个建筑物”。

有次我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34小时的旅程，邻座的中国人闲来无事翻看我拍摄的照片。好像他们不知道火车起码还得走一天一夜，翻看照片的速度好象是在放电影，不到三分钟一本厚厚的影集就看完了。原来这本照片集里面只有风景照，我的形象从来没有出现过，怪不得他们提不起兴趣。只有一次，他们指着照片上的一个身影问：“这人是谁？”　“一个中国人。”“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这几位旅客听了我的回答，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互相看看，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好象是在说：这老外真奇怪。


说点正经的

低级趣味本是放之四海而皆有的现象，是人类之通病，法国人自然也不例外。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打算在法国出售手工绘制的中国民俗风景画，结果作了市场调查以后发现，法国人看的上眼的画都是在中国人眼里最没有品味的。法国一些邮购中心的商品名录里其实也有许多家居“装饰品”，与前面说到的中国人家庭里的一些装饰品完全可以比劣。

中国人同样有高尚的鉴赏能力，比如中国山水画、汉字书法、京剧、舞蹈和杂技等都属于高尚的艺术。鲜有中国人会像我们一样在黑或全蓝的“现代”美术作品前作沉思状。参观了这类西方现代艺术展的中国人也许会想：哪怕那张画全涂红呢，也算个吉利。

也许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照相方式有点好笑，但是这其实是亚洲人的一个普遍特性。如果中国人喜欢自己的照相方式那就应该随他们去，西方人最好闭嘴，不要指手划脚。

第五章　不要客气

如果你和中国人说：“谢谢！”那么标准回答是：“别客气”、“不要客气！”或者“不用客气”。

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讲究礼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不是说“不要客气”吗，说得太对了，中国人完全是按照这四各字的本义照章行事。中文字典里有些词似乎完全是给外国人预备的，除了外国人谁介意向收款员说一声“谢谢”？除了刚到中国的外国人，谁会不识相地向火车售票员问一句“你好”？如果盲人听见有人说“你好”、“谢谢”、“对不起”、“请”这些词，那一定是撞见“鬼”（香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了。

不过，有时候你还是会听见中国人责怪另外的人“不懂礼貌”。这可新鲜了，难道说中国还真有些“懂礼貌”的人吗？随便往周围看看，大声嚷嚷干扰他人工作或休息着有之，随地扔垃圾脏物着有之，衣冠不整着有之，嘲弄侮辱他人生理缺陷着有之，懂礼貌的人在哪里呢？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不过，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中国人的礼数没有“先来后到”的原则，乘公共汽车要挤上去，卖火车票要往前拥。车上的座位主要是为那些能够踩倒一片的汉子所预备的，但是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香港地铁和北京公共汽车进站时，都会有扩音器提醒乘客要“向下后上”，可惜好像谁也听不见。车下的乘客们依然执著地向里冲，车上慌慌张张企图下车的乘客则逆流而动。要是橄榄球比赛可以在公共汽车里进行，中国人铁定的会拿世界大赛冠军。

中国人的礼数里也不包括对他人的尊重。每当我在街上与大家一起围观什么新鲜事，总会有一个中国人不左不右正好立在我的眼前，挡个正着；每当我在客人家定睛观看电视屏幕上的有趣画面，总会有一个中国人忽然换一个频道或者干脆把声音关了，以便他们继续高谈阔论；每当我在看一本书或者欣赏一本影集，总会有中国人把你手上的东西夺取，想看个究竟。如果我从旅馆里出来上街上溜个弯，保准有一个中国人把他鼻子里冒出的烟圈都吹到我的肺里。

唉，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眼中的礼貌呢？让我们直接问一下中国人：“什么是礼貌？”回答是：“那就是会说你好，再见，请进，请坐这类的话啦！”“可是我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听不到中国人说这些话呢？是不是还什么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礼貌用语呢？”中国朋友回答说：“没了，真的没了，我们的礼貌规矩本来就不太多。”这可不是我编的，这是中国人亲口告诉我的。

翻翻中国字典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礼貌”这个词中间的“礼”字，有“典礼”、“礼节”、“礼仪”的意思，而第二个“貌”字表达“外表”、“样子”的意思。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所谓礼貌既是作出礼仪的样子而已。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保持衣着整洁就是中国人的礼仪之一。具体来说，参加我们在少林的功夫训练，虽然满地摸爬滚打，但是一定要带一顶干干净净的帽子。礼貌还涉及面子问题，就像俗语所说：树有皮，人有脸。让别人丢脸可能是一件挺叫人自鸣得意的事情，但是绝不是礼貌的事。讲礼貌就要尊重他人的绝对自由。如果老外去告诉一个中国人说话声音小一点，那就是一件极不礼貌的行为，正好反衬出西方人的野蛮。同样，如果谁想提醒中国人不能在公共场所抽烟，或者别随地扔纸片，也会被中国人认为是干涉他人的私事。所以在中国千万不要直接批评别人，也不要表示自己不满意，否则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被人小看，当成“老农”。

在中国，不能说或者不能干的事情有很多。向中国人问路就很令人困扰。中国人怕丢面子，不认识路也不说不知道，所以可能拿着地图翻来覆去的看，然后随意告诉你一个方向了事。对中国人来说，告诉他人自己不知道，无异于对自己的一种不礼貌行为。和中国人见面，对方递过来一只烟，礼貌的拒绝方式是：“我不会抽烟”。如果谁像我那样说“不，我不抽烟，这有害身体健康”，那根本就是对他人的侮辱。法国电视广告所说的：“太太，您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一定是没有睡好觉，该换一张床了吧！”在中国一定行不通，因为人们不喜欢人家管自己的私事。

我在苏州的时候曾经出了一次（自行）车祸。当时我正在按欧洲人的标准速度行驶，我正要从右侧超越另外一个骑车人的当口，他却鬼使神差般地突然向左边靠过来。幸好没出大事，只是那位骑车的中国小伙子的胳膊上擦破了一点皮，算是有惊无险。然而，我没有料到的是，一场涉外面子保卫战就此拉开了帷幕。中方使出的战术是：喊叫、侮辱、震慑外加有威胁型的动作。而外方的态度是：有趣，就像在看东洋景一样。中方有关人士看见肇事外国人居然露出嘲弄的表情，更加大力度喊叫、侮辱和震慑。中方越闹，外方越发觉得可乐。只见这位小伙子摩拳擦掌，看来想给我一点教训，这玩笑是不是开大了？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看打架呀！要是真挨了揍，看来不愁找到证人。不知为什么，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街头表演的中国小伙子，突然决定收兵，扶起自行车又左右摇摆着骑车远去了。估计是他认为已经在国人面前做足了姿态，没有在外国人面前丢脸，荣誉保住了。不过，要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事情也许不会这样就轻易了结。说不定几分钟以后，他会带着一根大棒子回到现场继续战斗。我在上海街头看见一辆卡车司机和一位三轮车夫发丧生争吵，脸面对脸面，谁也不让谁，最后就是以暴力告终。幸亏，我看出中国人打架，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所以往往不会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伤害，也还是有惊无险。毕竟，丢一下脸还是要优于鼻青脸肿。

在尽量避免让中国人丢脸的同时，在该“给脸”的时候不给脸也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什么叫“给脸”呢？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恭维和奉承别人。而被夸奖的一方则要千篇一律地回答：“不行，不行，过奖了。”给脸的方式还包括请客吃饭，唱卡拉OK，按时赴约，或者陪客人出去一直到电梯门口、汽车或自行车旁。中国人最见不得傲慢和自吹自擂，不论是什么人，都要随时把“我还差得很远”这句话挂在嘴边。脸面就建筑在持之以恒的谦逊上，总会得来相应的回报。回报可能是上司的口头表扬（我发现中国人其实吹捧他人的时候比攻击他人的时候多得多），也可能是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在你犯错误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在办什么手续的时候帮你一把，走个后门。

虽然在中国不存在阶级或等级差别，只有面子大小的区别。林语堂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位丘八的脸太大，乘船时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时至今日，一个中国人可以在“严禁吸烟”的牌子前划一根火柴点燃一只烟，悠然地在众人面前走过，那可真是给自己挣足了面子。如果碰巧被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看见，被迫把烟掐了并被罚款，这刚挣到的面子就又丢了。但是，别急，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办法挽回面子，那就是等执法人员离去以后，再划一根火柴，把烟点着，骂骂咧列出一口恶气。中国人从来不自许超人一等，但是却每每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不管中国人自己是否能够意识到，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有两个特征：一是道家式的自然主义，二是用心地保全脸面。所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随心所欲，把公共道德和规章制度看作是对自己私生活的侵犯，破坏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把规章制度据为己有，逼迫别人就范又成就了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在公路上开车，要么蔑视交通规则，要么把交通规则视为约束他人的工具，这就难怪中国的交通事故层出不穷了。


说点正经的

法国的公路也不比中国更安全，一年死于交通事故高达十万余人，这是否说明法国人也缺乏文明礼让的精神呢？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不受权威和规章制度的束缚，开车的时候喜欢超速，见了警察也丝毫不思改悔，人家刚一转身就开始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在中国，警察说一不二，颇受尊重，只有傻瓜才会和警察顶嘴。就拿在禁烟区吸烟这种事来说吧，如果被执法人员警告，抽烟的人当即就会把烟掐灭，决不会对执法人个人有什么不满。当然，烟掐得快，忘性也大，过一会就又点一根烟抽起来。

与中国人相比，法国人不知道维护自己的“面子”，又不愿受规章制度的束缚，在骨子里都渗透有莫名的优越感，自以为是。有一个关于法国人的笑话，是这样一个问题：“请问在法国做什么生意才能发大财？答：”把法国人按实际价值收购，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自我估价卖出去，您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法国人还有别的坏习惯，比如上车逃票，或者在超级市场顺手牵羊什么的，简直成了全民性的体育项目。也许是法不责众的原因，所有法国有关当局对上车不买票的人只给与轻微的罚款，与伦敦罚款2000法郎的数目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说在中国，如果赶上”严打“，在商店里的小偷小摸有时也会被课以重刑。与法国人相比，中国人也许会说：我在地铁里违禁吸烟不假，但别忘了我可是买了票上车的。

其实中国人自己就承认他们不大讲“礼貌”。而我也必须承认我们法国人自己也许又过分拘泥于“教养”和形式。中国人不讲规矩的生活方式，其实很可爱。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穿衣，大吃大喝不必讲究卫生，随时随地可以吐痰，夜半三更高兴了可以喊一嗓子，不必为打嗝放屁感到拘谨，与同胞说话打招呼直来直去……除了外国人以外，谁也不会觉得别扭。再说，那些外国人的所谓“礼貌”、“教养”在很多情况下严格到了独裁的程度，而同时又极度地虚伪。中国人不按外国人的那些规矩去做，不也活得挺自在吗？吃饭胳膊放在桌子上，或者手指在鼻子里面过一下，不会死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只妨碍那些不会自由自在生活的人，而这后者在中国又有多少人呢？中国人选择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勇敢的选择。

讲究文明礼貌的中国人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经过奋力拼博冲上公共汽车抢到一个座位以后，他们会尽力照顾那些没座的乘客，比如人家把包裹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或者接过妇女手里的孩子抱着，一直到自己下车为止。更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候有年轻人会主动站起来为老人让座，而老年人又会为儿童腾出座位。说到孩子，中国人有时候称他们为“小皇帝”，不论是不是自己的骨肉，都会给他们以无微不至地照顾。请注意，所有的成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是孩子们的“叔叔”，当叔叔就得当出个样子来，对下一代负责任。

说到底，不论是“礼貌”还是“不礼貌”，都是相对概念，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人到邻居家串门，到厨房打开冰箱找瓶啤酒喝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法国，虽然主人常对来访的朋友说：“请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但客人绝对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放肆。这样看来，如果说中国人不懂礼貌，这只是从法国人的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以日本人的标准来看，习惯于当众擤鼻涕的法国人其实十分粗鲁，属于乡下人。这就叫做文化差异，我们可以就这种差异进行研究，但是绝对不能有高低上下之分。英国Macartney爵士在1794年就说过：“用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是最大的谬误”。中国毕竟是属于中国人的。

一位法国哲人Marmontel在763年写道：对于审美观、观点、情感乃至于某些不合时宜的习惯，其本身不能以好或者坏来简单评价。它们存在与社会之中，成为个人的属性，我们不能指望这些东西是完美无缺的神话。如果有外国人来到北京城，嘲笑中国式的建筑，认为住在这种不和谐的建筑内的中国人是傻瓜，这个外国人自己才是傻瓜。也许他在其他地方可以指手画脚，但是在北京，他代表了谬误。“

同样，礼貌这个概念本身也只能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用以协调该区域内同一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懂礼貌还是不懂礼貌，都是相对于他的同胞而言，他只对自己所属的社会负责任。即使同属中国人，一个城里人是否有权指责农民不懂礼貌？虽然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中国是一个地方观念拿很强的国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各地都保留了自己的方言、习惯和宗亲关系，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差别。

第六章　阴阳混沌

中文里的妻子这个词中的“妻”字，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表示“女人”，另一部分表示“扫帚”！而女人的“女”字，则让人联想到一个顺从的女子，低头垂胸、盘腿蹲下的样子。与女性相应的“阴”，表示山峰的背向太阳的一面，有寒冷、月亮、负面、乌云、封闭、夜晚和北方等诸多的含义。相反，与男性对应的 “阳”字，表示山峰的朝向阳光的一面，有温暖、太阳、正面、光明、开放、白天以及南方等含义。至于男人的“男”字则通过在田地里出力的场景体现出来。

这下子事情就清楚了：妇女的角色自古以来就是主内，做饭、收拾家和带孩子，而男人的任务是到外面劳动做工。为了把妇女拴在家里，或许是怕她们冻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妇女必须缠脚（直到1949年毛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这种现象才绝迹）。不安分的女人当然也可以出去，可干的工作无外乎是妓女、老鸨、巫婆、尼姑、接生婆，或者当个农妇下地干活。

中国妇女结婚以后可以保持娘家姓氏并不说明所有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想要个男孩。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政策实际上加剧了男女出生比例的失衡。如果说，按照自然规律，每出生95个女营救应该有100个男婴。然而，在中国，因为堕胎和溺婴再加上老奶奶的生男孩的祖传秘方，女孩和男孩的比例可能是 85：100.这相当于少生了差不多一百万女孩！出现在孔夫子之前的古老《诗经》里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形容男孩的：“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而唱到女孩时口气就有所不同：“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一璋一瓦，亲疏分明。孔夫子的学说也对中国人家庭内男女地位有极大的影响。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没有男孩就相当于无后。通情达理的政府于是对农民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再生第二个孩子，碰碰运气。

虽然在旧观念里女孩不如男孩，但是进入成年的中国女人们却能与男人平起平坐。过去普遍认为男人是一家之长，是头，现在人们说：男人是头没错，但女人是颈，头什么时候转、往那个方向转还不都得听她的。中国女人有坚韧的性格，而且据说连体魄也要比西方女人强壮，难怪中国男人下班回家后在女人面前个个服服帖帖。一位中国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时就对记者说过：“在家里全是我夫人说了算。”在家务事面前男女平等，连带孩子也不例外。

反过来，中国女人长期以来已经也像男人一样参加工作。在农村、工厂、商店甚至国家人民代表大会（百分之二十一的代表是女性，而法国国民议会理女性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六点四），到处可以见到妇女的身影。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男劳动力的流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活都由妇女承担。在工作上的男女平等，自然而然导致了社会中对性别的忽视，人们不会可以去照顾女性。西方人“女性优先”的观念在中国变成了“儿童优先”。但是有一个例外，中国男人有很深的恋母情结。根据台湾的一项民意测验，在遇到危险必须在孩子、妻子和母亲之中作一抉择的话，绝大部分的男人都选择母亲。

现在男女出生比例的失衡将来会给长大的女孩一个绝好的“报复”男人的机会。因为女少男多，青年男子找女朋友难，找到合适的结婚更难，中国不久将出现“妻荒”。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每年至少有一百万男人处于找不到对象的尴尬境地。到那时，只有达标的小伙子才能上情场一试。什么叫达标呢？要有钱，是城里人，还要有才华，再加上身高（一米七零以下的男士被称为“残废”或“半残废”的小男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发财致富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男人对嫁了老外的女人那种深恶痛绝的情绪。找老婆对中国男人来说，这不仅是解决情欲的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如果说一个中国男人挎上个洋妞是有钱有势的象征，一个中国女孩跟上一个外国男人压马路就会被认为是破鞋、妓女。由于卖淫是非法行为，所以警察就会进行干涉。我在少林的时候就碰上过警察晚上11点闯到我的宿舍里检查我是否真的是个“单身”。

尽管官方对一切色情和淫秽的东西都加以禁止，中国人其实并非禁欲主义者，在任何药店里你都不难买到壮阳药品。上街看看男人腰里别的BP机和移动电话，再看看女人的丝袜、超短裙和透明上衣，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衣着打扮实在是很性感。到商场买东西也会时常遇到令人心动的产品：印有裸女的“健美”牌扑克牌就不多说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各样刺激性欲的药品（即中国人所说的春药）。外国人不要担心找不到春药，包装盒上往往有直观的照片。中国人性观念如此开放，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商店里峰乳肥臀的塑料时装模特怎么一概都是西方女性的模样？据一位中国朋友的解释，中国人不能忍受让中国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哪怕是塑料的也不行），所以只好让有裸体文化的西方女子代劳了。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回归中国以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想去开开眼界。去看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是领略一下香港的性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香港几乎成了中国大陆的性商店：观赏脱衣舞、搂着小姐唱卡拉OK、看色情电影录像、采购性用品，实在不行还可以翻看一下街边的黄色杂志。中国人其实很需要这样的性教育。根据中国报章上的消息，中国人的房事“意外”频生。一位新婚的女子在第一夜以为看见了一只大耗子，而失声惊叫起来。另外一位女士结婚两年不曾怀孕，经医生诊治时才发现原来丈夫一直进错了洞穴。还有的女孩认为自己还没有领结婚证，所以不会怀孕。

如果你在街头看见两个中国女人（或男人）手拉着手走路，虽然令人感动，但千万别指望他们一会儿会当众接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同性恋，只不过是两个要好的朋友。在结婚前，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只限于同性之间（当然，男女恋人之间偶尔会手挽着手走路，在下雨时或烈日下为对方撑伞，但他们绝少在公共场合作出亲昵的行为）。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岗位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中国人都有很多机会触摸同性，我在少林学习期间，一次在舞厅里，一位男同学走过来问：“你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吗”？我回答说：“不，谢谢。我只和女孩子一起跳舞。”那天我根本没有跳成舞，因为女孩子只跟女孩子们一起跳。其实这样也很好，免得别人风言风语，搞不好警察还会来找麻烦。还有一次班上联欢会时曾经玩过一种游戏，参加者用黑布把双眼蒙上，用手抚摸同学的脸颊，摸胸膛甚至腋下的腋毛，然后猜出这位同学的名字。轮到我时我抗议说：“我们国家不兴这样做。”同学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你们国家的人不是动不动就亲嘴吗？”我告诉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绝对。除了同性恋者，一个男人只会亲吻女人。”“你说的亲吻就是亲嘴吗？”“一般男女之间是贴脸颊，并不是亲嘴。只有同自己的妻子或者恋人才会嘴对嘴的亲吻。”“男人之间呢？”“男人之间只兴握手。但是对不熟识的女士也可以握手致意。”中国同学对我这一番介绍的评论是：“这么复杂！”不错，中国人两性之间的关系接触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授受不亲，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那个男人不慎闯入了女浴室，哪怕他什么也没看见，他这一辈子就背上了“流氓”的骂名。

有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向我打听：“听说在法国有很多妓女？”我告诉他说：“从绝对数量上说，法国的妓女要少于中国。但要是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呢，法国的妓女数量可能跟中国差不多。”中国朋友听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不可能。我在中国根本就看不到妓女。”“在中国看不见妓女是很正常的，因为妓女属于非法。但是在大城市和一些旅游热点，妓女到处都有，只不过更隐蔽罢了。在法国客人一般是去找妓女，有些街道干脆就是妓女一条街。而在中国妓女直接和住店的客人联系，或者在街上偷偷招揽客人。”如果谁手上有一块名贵的金表，那他撞见妓女的机会就大多了。但还有一些中国女人，主动接近外国人，目的是要以假结婚的方式取得外国国籍，一旦达到目的就要离婚。这种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其实不能算是妓女。


说点正经的

当今中国人的性观念，大致与法国战后的情形相仿，也许唯一的区别是法国警察那时一般不会闯到私人住宅里去查铺。其实现在中国警察也不是什么事都管。根据他们的说法，男女只要是双方有感情，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允许，他们干涉的是非法通奸。我问过警察“你们怎么知道双方有没有感情？”警察摇摇头没有回答。但愿这“感情”不要成为“关系”甚至贿赂的同义词。中国的青少年遇到外国人很喜欢讨论性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光棍生活过的其实很安逸，社会中也没有太多的东西搅乱这种心理平静。一旦他们到了法国，很可能会感觉受到了骚扰：电视电影里的裸体镜头、色情商店、性交易，还有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性事不加掩饰地谈论，都会使来到法国的中国人很快填补他们欠缺的那部分知识。

中国人和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孔夫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荷兰作家罗伯特.凡.古立克（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在他所著的《古代中国性史》中也证明中国不愧是性文明古国。经过一段沉寂以后，现代中国的性文明又有星火燎原之势。男人一旦有了钱就开始动那方面的脑筋，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因而春药大行其道。君不见，大款周围的围绕着“小蜜”，香港周边出现了“二奶村”。



第七章　以食为天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不错，我们在饭桌上就可以看见最典型的中国人：右手里拿副筷子，左手捧着只瓷碗，鼻子在（酸辣）汤里。中国人说起国家或者自己家里有多少人所用的量词是“口”，也就是吃饭的嘴。如果眼睛看见了米（“眯”），可以放心地合眼养神了，眯着眼睛笑了。至于肚子，那就更不得了，除了可以贮存肉以外，还可以蕴藏知识的地方，所谓“满肚子墨水”。

法国人虽然会吃，但是与中国人比起来还是得自叹弗如。可以说，中国人吃饭不是为了活着，而是活着为了吃饭，吃更多的饭。对中国人来说，能吃是身体健康的象征，而体胖则代表地位和财富。所以“吃”就成了中国人日常对话的永恒主题。两个中国人见了面不会像法国人那样问：“你好，走的好吗？”（法语： Bonjour，est-ce　que　ca　va？的直译）而是会问：“你好，吃过了没有？”对这样的问题，我可能具实回答：“早吃过了，都下午三点了。你吃过了吗？”对方也可能会实话实说：“还没呢。”看来我们说的不是同一顿饭。中国人是无所不吃，无处不吃，无时不吃，而且吃没个吃相

中国人的无所不吃使以吃青蛙而著名的法国人黯然失色。要说起中国人吃什么，那可是一个长长的单子，还不如数一下中国人不吃什么来的快。简单的说，只要是四个腿的，除了餐桌以外，都可以炒了端上桌子吃掉。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餐桌最富有情调：狗肉自不必说，还有猫、蛇、鼠、鸟、蝎子、猴、乌龟等等，只要有前身都可以吃到，在这里点鸡肉简直有点叫人不好意思。不过外国人可以不必担心点了牛肉换成了狗肉，因为狗肉比牛肉贵，老板决不会吃亏。

无处不吃，在室内吃，在街上也吃，坐着吃，站着也可以吃。对中国人来说，在哪里吃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要紧的是吃的是什么。也多亏中国人不在乎，否则那些简陋、肮脏的人民餐馆可能就没有顾客上门了。看着满桌满地的残留食物，我敢肯定如果把法国的餐饮卫生标准搬到中国来的话，可能没有几家中国餐馆还能继续营业。

无时不吃，中国人什么时间吃取决于他们什么时间碰见吃的东西。到街上遛一圈，吃的东西到处都是，有玉米棒子、冰棍、包子，还有油锅里炸得焦黄的什么东西，这些小吃只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度过两顿正餐之间难捱的时光。正餐的时间也每个准，但是一般说来很早，午饭11点、晚饭6点就可以开吃。

中国人吃饭没有那么多规矩，怎么方便怎么吃。请记住，千万别请一个漂亮的中国小姐吃鸡，否则小姐会就地变成一个油脸仙子。我注意到中国人在打扫碗中或者盘中最后一点食物的时候，采取的是仿生术（具体一点说是参考狗舔食的方式）外加吸尘器的速度。对不起，我太恶毒了，中国人吃饭不能说与狗一般，因为狗不会吐出骨头来。中国人吃饭很快，往往我刚开始享受，我的同学们已经吃完了。他们仿佛还生活在饥荒年代的阴影中，我不快点吃，等会就让别人抢光了。不光吃得快，而且舌灵嘴巧，什么不适合下咽的东西都由舌头负责甄别出来，然后上下嘴唇配合把废物吐在饭桌上或者地上，还伴有愉悦的声音。等吃完了饭，我们可以通过桌上地下的渣滓才能判断刚才食客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今儿吃鸡了吧？”。

在中国吃饭有一个明显的社会效应，那就是向旁人展示自己有钱。比如请客的时候，主人一定要多点菜，以客人吃不了为原则，没有点浪费，就没有脸面。比起过去中国的皇帝每餐要上一百多道菜，现在的宴会可算是节俭的多了，只上十几道菜而已。菜一道一道地上桌，在圆桌中央的转盘上缓缓移动，进餐者手里的筷子如同魔术棒一般，把酸甜苦辣各种味道变到肚子里，有劳肠胃去慢慢分解吧。至于米饭，那是大众食物，吃也可以，不吃也没关系。

当最后一道菜吃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如果没有剩下，那就意味主人定菜的数量不够），这宴席就到了尾声了。但是还得接着喝酒，一边喝一边划拳，谁输了谁喝，最好是一醉方休。到了结帐的时候，如果是有人请客，那么主人会悄悄的付款。如果事先没有说好，那可就热闹了。在香港，每一个参加饭局的人都掏出“金卡”、 “银卡”展示，争相买单。在大陆，谁付帐要看谁力气大，几乎把对方推翻在地，然后嘻嘻哈哈地抢着把票子递出去。不管是那种情况，谁也不会仔细核对一下帐单，菜价再贵也比不了面子的价值。


说点正经的

诚实地说，我不应该对中国餐馆的卫生状况太过夸张，真正因为在餐馆吃饭而的病的人并不多，因为所有的餐馆年年都接受卫生间防疫部门的监督，经检查合格之后才颁发营业许可证，而且这种检查原则上是不预先通知的。检查的内容主要是饭菜的制作过程而不是厨房和餐厅的外观。美国的快餐店看上去一般都很漂亮，但是却发生过年轻的顾客因为吃汉堡包中毒的事件。

十全十美的事情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承受巴黎法国餐馆和这种餐馆的价格？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相对简陋的设施菜保证了饭菜的廉价，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可以经常去餐馆，有的人甚至每天都去餐馆吃饭。少林的餐馆一份菜的价格在8到13法郎之间，广东炒米饭的价格还不到两法郎。这样的价格，除去原料和人工成本之后，老板还能赚多少钱呢？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钱像在法国的中国餐馆一样把餐厅装饰的金碧辉煌。法国人一般老百姓大概一年才能去附近的中国餐馆去吃一顿，每当他们进门时看见金鱼缸，和墙壁上的似乎总是在流水潺潺的中国画，布置是否知道正是他们所付出的高价才有了这一切？

中国人不习惯法国餐的吃法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会使用刀、叉，最令他们头疼的是法国餐不够丰盛，个人吃个人的，没有多少种菜却一会儿换一个盘子，还要高谈阔论没个完。加上餐桌上礼仪太多，吃饭的人总是要想着怎么吃，而不能专心享受食物。总结起来说，法国人吃饭太拘谨、太严格、太干净、太规矩、太长、太凉、太贵、太浅薄，一言以蔽之：没法吃！从法国回来的中国人总是会感觉轻松许多，丰俭由人，拿起筷子吃自己喜爱的东西，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多么自由愉快。




第八章　冷酷的心

亲爱的朋友们，为了欢迎你们远道光临，我有几个好消息向你们宣布。第一，今天中午你们吃的不是牛肉，而是狗肉。第二，今晚你们还将品尝到蛇肉。在此之前，为了刺激你们的食欲，我们将到著名的农贸市场去参观。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为动物的朋友的法国人，这些“好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

来到广州一处著名的农贸市场参观，我们匆匆走过缺乏生气和活力的蔬菜水果的柜台，被药类柜台所吸引：海马、蝎子、蛇、蜈蚣、蜥蜴、青蛙，还有看上去像蟑螂一类的小东西。虽然这些小动物已经是处于干燥的状态，但依然可以为生病的中国人效力。据说蛇可以治疗腰背酸疼（是否因为蛇没有脊梁骨？），而蜥蜴可以减轻呼吸道疾病。如果患了男性疾病，拿就得求助于雄鹿的部件（老虎的疗效当然更好，但是物以稀为贵，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见得到了）。人参也有显著疗效，某些野生的名贵品种可以卖出天价，像我这样的老外只能在远处观赏一下浸在瓶内的人参标本了。

生禽肉类柜台就热闹的多了，令到顾客眼花缭乱。这里有乌龟、猫、鱼、鹌鹑、野鸡、鸡、青蛙、鸭子、螃蟹、黄鳝、田鼠、猫头鹰、鸽子，等等各种动物，有跳的、有爬的、还有正在蹬腿挣扎的。我瞥见了一只眼睛里露出痛楚的表情的兔子，原来它的皮毛已经被卖兔子的人剥去。这当然不是为了给可怜的兔子在大热天能凉快一点，而是为了等顾客来购买的时候能够节省时间。广州人生活节奏快，再加上喜欢鲜活产品，所以就委屈了兔子了。兔子受的罪还不只是被剥皮，卖肉的人还要在它的肚皮上划上一刀，打开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口子，伸手掏出内脏下水，兔子终于在惨叫中咽气，这一幕直看得我毛骨悚然。如果把这些情景拍成照片寄给法国动物保护的知名女星Brigitte　Bardot，不只她会作何感想。一位中国朋友问我：“在你们法国，你们不会这么干吧？”“不错，我们尽量不让动物受痛苦。”中国朋友说：“我们这儿没这个讲究。”这句话我同意，眼见为实，中国人的确对动物冷酷。五十年代中国人曾经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后来却发现其实麻雀也是捕捉害虫的益鸟，所以麻雀的地位被臭虫所取代。然而，至今中国人依然喜欢抓麻雀和其他鸟类，不是为了除害，而是为了把它们关在笼子里观赏，听他们唱歌。

中国人对动物有铁石心肠，包括对自己豢养的动物也不例外。我们的功夫学校有两只狗，一只叫“黑子”，另一只叫“豹子”，每天在惊悸和恐怖中生活。“黑子” 最惨，它因为喜欢在院里靠近八十几个学生练功的地方睡觉，所以不断受到学生们的耍弄：有时候被一根绳子拖着奔跑，有时候头上被套上一个塑料袋，有时候被迫与螳螂或者蛇打架。还有的学生喜欢跨上狗背练骑术，者戴着拳击手套对这狗肚子练功夫，或者干脆飞起一脚把它踢翻在地。如果有谁不戴手套抚摸这两只狗，它们几乎会露出意外的神情。尽管这两只狗过得是真正的“狗日子”，但是比起院外的野狗来，它们简直是属于贵族阶层，至少在这里它们不会被淘气的小孩割掉尾巴，或者被贪吃的成人下油锅。

要说起来中国人其实很喜欢动物，特别是关在铁栏杆后面的动物，所以几乎所有梢具规模的中国城市里都有动物监狱。可惜因为经费紧张，这些动物园有大都设施简陋。一只硕大的猛兽可能会被豢养在一个9平方米的宿舍里，前来观赏动物的中国游客谁也不会觉得别扭。当然，有中国国宝之称的大熊猫则得天独厚，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大熊猫数量已经很少，就是在中国也不是随便那个动物园都有，只有北京、成都等几个较大的动物园才有。另一种稀有动物金丝猴的待遇也还不错，但是中国人似乎对它不大感兴趣。新加坡动物园花大价钱租了金丝猴展出，每当有金丝猴出场的时候连门票都涨价。金丝猴在大陆没有这么俏，这里的老百姓偏爱黑猩猩，尽管铁栏杆上挂者“不许投喂食物”的标牌，游人依然兴致勃勃地向黑猩猩大喊大叫，抛掷各种食品和烟头。黑猩猩也似乎很喜欢这种表演，它们心里一定觉得这些人哥们很滑稽。


说点正经的

中国人对动物表现出的冷酷之心也许可以从动物之间的残忍来解释，或者中国人对他人或另类命运的某种漠视。动物就是动物，决不能和人等同看待，即使是宠物也不例外。西方人正相反，我们有时对动物的关注超过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中国的母亲不会像西方女人一样放下孩子不管去养一只乖顺的小狗，这里少有伤人的恶狗，邻里之间也不会象我们那样为了没教养的狗而发生口角，当然也用不着为猫狗去买比人吃的东西还贵的食物。

从另一方面说，折磨动物乃是人类自孩童时代起就有的天性。我们小时候谁没有烧过蚂蚁、撕过昆虫的翅膀或者虐待过猫狗。中国的中、老年人对动物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慈爱之心，早晨在公园里提着鸟笼散步的老年人就很说明问题。从这些溜鸟的的老年人悠闲的步履，我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享受，与法国大城市里挂着沉重钥匙链的散步的孤独老人们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动物园，我想那里的猴子与在西方的猴子一样无忧无虑。虽然西方动物园里的动物居住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但是那是以向游人多收门票的代价而换来的。当所有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以后，它们自然会改善动物朋友们的房舍，总不能要求猴权高于人权吧！



第九章　人民之币

“钱”这个字是中国人的日常交谈中是最常出现的一个词：“你挣多少钱？”“多少钱买的？”“在你们国家，这东西值多少钱？”……谁说外国人得花几年工夫学汉语才能和中国人流利的交谈？我看只要学会数数已经可以能抵挡一气了。

中国人有了钱就想特别要让他人知道。显示自己有钱既是义务，也是一种艺术。如果说发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但是价值如金的物件一定要让它发光。猜一猜为什么有的中国人家里新买了电视却不揭去右上角的贴纸？虽然挡住了部分画面，但却能让别人知道这是“直角平面立体声环绕音响的超级彩霸”。中国人似乎还不能体会“豪华”的这个概念的细腻和微妙之处，总是喜欢大的金表，大的戒指，大的音响设备等等。除此之外，呼机、手机还有一串五十多个钥匙的链子都别在腰间皮带上。有了这些就足以在同胞面前显示自己的身份了。人凭衣裳马凭鞍，在中国只要有了一身好行头比一张充满高级职称的名片还管用。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仿制产品制造业发达的一个原因，因为游钱没钱的人都可以用赝品来撑门面。到了香港，只要手上带一块劳力士名表，就可以避免让人瞧不起。在大陆，青年人喜欢穿冒牌的耐克（Nike）运动鞋、阿迪达斯（ADIDAS）T恤衫。如果是真品，那么产品的商标也往往似曾相识，比如说 ADIADS运动服装，PASONIC或者SUNNY牌的电器。

至于中国大款们的最爱白兰地人头马，可以卖到800法郎一瓶。身价是有了，能不能品位酒盅滋味那是另一回事。很多中国朋友为了吞下杯苦酒，在里面对上可口可乐或者雪碧，成为另类鸡尾酒，直喝到酩酊大醉。这实在不是在饮酒，而是在做秀。照这样价位决定品位的逻辑，不知有朝一日洋狗食品精装高价出售，是否也会有人会趋之若鹜，成为桌上极品佳肴。

从人均的角度来说，香港一定是世界上豪华车最多的地方。香港本是一个不宜买私家车的城市，百分之一百以上的重税不说，城里到处停车难，还有便捷的公共交通，为什么一定要买车呢？然而，你去香港看看，这里宝马和奔驰车几乎充斥了每一条大大小小的街道，以不超过每小时30公里的时速缓缓爬行。咳，走的慢有又有什么关系，我的目的不就是要让别人看见我开的是一辆名车麽？

开放搞活，现在中国就连寺庙的和尚现在也加入了经商大潮。进庙收门票，庙内可以买他二十块钱的佛教，外加纪念品，逛庙市嘛！有一位外国人请和尚大师为将要上手术台的妻子祝福，和尚说：“没问题。我们马上安排。您准备钱吧！”算下来，大概要合1750法郎。这还是优惠价格，因为没有算增值税在里面，算是和尚的公益事业吧。

对外国人来说，如果您想要面子，那就得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出门尽量穿得体面一点，表示您很有钱。如果面子对您来说不是一回事，更注重价格的合理性，那就不妨穿得寒碜一点。我在少林注册学校的时候，把手腕上的金表摘了，最后注册费降了一半。

在中国大商店里的价钱是规定的，但是其他地方的东西价钱可就是按照顾客的打扮长相来定了。我在中国买东西常听摊主说类似这样的话：“就因为是你我才卖你 14块呢。”这话我听来分明是“就因为你是老外我才多宰你六块钱呢。”我也不甘示弱：“我的中国朋友说这东西也就八、九块钱。”“好吧，那就10块钱拿走。”我知道摊主心里想的是：“他妈的，碰上一个老外还不是来旅游的，能宰他多少就宰多少吧。”我依然不依不饶：“我是在中国的留学生，我一定要付中国人的价钱。”“OK，八块就八块！”摊主肯定是不耐烦了，与其与我这个穷老外耽误功夫，还不如等着宰下一个傻老外。不知怎地我就联想起一个外国商人的感慨：你刚到中国的时候，你有钱但是不明白中国人的体制和游戏规则；到后来，你终于明白了中国人的游戏规则，但那时你的钱已经跑到中国人手里去了。


说点正经的

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是出于犹太基督教义的影响，我们法国人对有钱人一向持非常蔑视的态度。在我们看来，钱（特别是他人的钱）乃是肮脏龌龊之物，多点少点本算不了什么，藏在自个儿家里就行了，没必要对外显示。如果你有钱，正好，国家对有富人们的财物课以重税。所以逼得不少法国大款背井离乡，在国外居住。



第十章　外国贵宾

“老外，老外！”

这是我的名字，尤其在中国目前旅游还不发达的中小城市和乡村通用。一个大鼻子在街上行走，好戏不可错过，比电视里看的真切得多了。每当我到了这些地方，只要稍一停步，我身边就会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孩子们对着我指指点点，老人们则长着嘴，用困惑的目光反复地打量我。有人最终忍不住，会伸手碰一碰我的臂膀，检查一下毛发生长情况。这样的生物会说话吗？有人试着向我发问。这家伙居然能听懂，还会回答，原来是从法国那个鬼地方来的人。

大同这个地方虽然很有名，而且距离北京只要一夜火车的行程，但是似乎外国游客还不是很多。除了壮观的古石窟以外，大同是一个典型的北方煤炭城市，在灰暗的色调中显露的是某种贫困。那天我在大同街头看见几个江湖艺人在表演，起码有上百人围观。我按奈不住好奇之心，也凑过去看热闹，想照几张相。不料，节目当时就变了成了“一个老外在中国”，我突然成了众人瞩目的超级明星。经过几分钟的观察与思考，老外明星与大同观众的对话开始了：

“你从哪个国家来？”

“法国。”

人群顿时发出一阵“哦”的和声，表示理解和惊叹。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到中国多长时间了？”

“快三个月了吧。”

人群中又发出“哦”的惊叹：“看人家才学三个月，中文就说得这么好了。”

“我在来中国以前就开始学中文了，现在快一年了。”

“你是怎么到中国的，是坐飞机来的吗？”

“是坐飞机来的，骑自行车来有点远。”

“坐飞机要多少钱？”

“来回大概要5000人民币吧。”

“几天才能到？”

“14个小时。”

“你说法国好还是中国好？”

“我是法国人，所以我说法国好。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最好的理想国。”

“不对吧，我们中国就是最好。”

“没错，中国发展很快，但是你们也有很多的问题。”

“也是。你们法国有很多钱吧？”

“法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国。”

“我能和你一起去法国吗？”

“这很难，因为法国生活费用昂贵，再说还有护照签证这样的手续问题。但是我肯定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有很多的中国人到法国去旅游。”

人群中显露出爱国的微笑：“说得好。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贵。”

“不错，因为你们中国工资标准也低嘛。”

“你在法国挣多少钱？”

“我还是学生，在法国没工作。但是法定最低工资是7000元。”

“一年7000元？”

“一个月7000元。如果没工作，政府会给每月5000元的救济金。”

“什么？不干活还每月有5000元？！太美了，我想去法国生活。”

“不过，一个月5000元在法国可过不了好日子。”

“在中国你一天要花多少钱？”

“差不多130块钱。”

“这钱是你父母给的吗？”

“不是，我在香港工作了两年，自己有点钱。”

“你在香港挣多少钱？”

“挺多的。”

“挺多是多少？”

“每月30000元。”

“三万元？！”

“是三万。可是香港生活费非常高。我的住房每月就要花一万。”
“你的照相机是在香港买的吗？”

“是。”

“多少钱？”

“1500元。”

“300块卖给我吧！”

“谢谢，不过我的相机是不卖的。”

……

当然在一些开放的城市，老外可就引不起众人那么多的好奇心了。比如北京，外国人已经成为城市风情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一般老百姓可能都不会对他们多看一眼，但是两类人除外。一类是旅游景点的贩卖纪念品的摊主，另一类就是孩子们。他们见了老外常会喊“哈罗！”前者是为了你口袋中的钱，后者则是出于好表现的天性。在上海，我就发现大人们常常鼓励小孩子与大鼻子外国人大招呼：“Excuse　me.　May　I　practice　my　english　 with　you　？”可惜我的英语也不比这孩子强多少。

以我的经验看，当中国人消除了对老外的神秘感和嘲弄心态，和中国人交朋友，而且是真正的好朋友，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秘密就在于你得会说他们的语言。一个走在街上的外国人，总会遇到一个中国人上来搭讪（内容大同小异，见我在大同与中国人的对话），递烟，恭维你几句。我在中国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的中国朋友总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你解决。想买什么东西吗？我的中国朋友会抢着付钱。想独自安静一会儿吗？我的中国朋友一定会寸步不离地伴随着你。中国朋友的热心常常使我们这些老外惴惴不安：他们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是否有求于我？我是否会为此付出代价？

不一定！您还别不相信，真的有一些中国人真的没有想从你这儿立刻得到什么。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今天的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关系，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就有什么用处。比如说，老外可能帮助中国人办理出国的手续，或者找一个工作什么的。即使什么也得不到，能和老外交朋友混一阵子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再说，让这些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人的老外看看我们中国人君子坦荡荡的胸怀，也算以实际行动来爱国，何乐而不为呢？

正如许多中国故事和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厕所是一个社交的场所。那还是我在少林找学校和宿舍的时候，在厕所认识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和尚。他递过来的名片让人肃然起敬：少林武功教练、“世界武术队”成员、出演过十几部功夫片。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帮我的第一个忙就是安排我住进他的宿舍旁边的那间屋子，离一间总是热热闹闹的小餐馆不远。房费每天150元，不算太贵，但是我还有点不放心：“警察不会找我麻烦吧？”“不会，不会。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置办点日常用品。”第二天，我们一起直奔县城，他假装自己买东西，讨价还价，最后悄悄地告诉我说至少替我省下了200元。

宿舍安顿好了，现在该讨论学校的事了。我的朋友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我的弟弟在国际功夫学校教练，我帮你搞搞价钱。”“那可太好了，我可不愿意交每天 20美元的学费。”结果还真不错，朋友通知我学费每天仅7美元而已。不过，朋友补充了一句：“你是我弟弟的特殊弟子，不在学校和其他学生一起练功，而是每天单独和我弟弟学习两个小时。”


说点正经的

说句大实话，中国人要比法国人更热情好客。要不信，一个不说法语的人到巴黎去试试就知道了。巴黎的出租司机也会专门欺负不懂行情的外国人。这么说吧，如果说法国包括巴黎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那是因为那里的景物，而非那里的冷面居民。而中国之所以吸引人，则并不完全是因为长城和紫禁城，而主要是因为那里有可爱的中国人。

第十一章　盲流出游

凡是中国人谁知道祖国地大物博，但是很少人真正能够走遍祖国大地亲眼去证实一下。这在过去是由于“户口”－照我看来像是国内护照－的限制，但是现在中国人不能随意出游则更多的是由于金钱的限制。在国内居民和外国人价格并轨以后，交通运输的票价似乎统统并到了老外价。如果实行高价是为了遏制民工潮和盲流的话，那么这政策显然是失败了。不信你到中国个大城市的火车站去瞧一瞧。

在中国乘火车第一大挑战是买车票。除了要搞清楚什么是“yingzuo”、“ruanwo”、“yingwo”以外，最要紧的是买票必须赶点儿，不能来得太早（不卖），也不能来得太晚（卖完了）。在中国买火车票是一个学习和锻练耐性的过程，对老外来说就好比是一系列的考试。考试的第一个科目：找对哪一个窗口卖去哪里的票，千万别假设每一个窗口都卖你想要去的地方的票。第二个考试科目：排队，排紧了，最好自己的前胸贴上前面人的后背。第三个考试科目：提高警惕，防止有人夹塞儿。第四个考试科目：到了售票窗口，果断推开从自己身体后面伸过来的一只只手，告诉售票员老爷（太太）现在轮到我了。买票买到这个关口，下一步就要调整心态准备承受售票员的冷酷和虐待。咳，只要能买到票就好。

那次我在江西省首府南昌车站只想达到一个目的：买一张下午17时去福州的硬卧车票。决心已定，今天就干而且一定要干成这件事。我鼓足勇气来到了售票大厅，正是上午9点，大厅里竟然没有什么人。哈哈，是买票的理想时机。只排了一小会儿就到了售票窗口，我于是开口了：“买一张下午17时去福州的硬卧车票”。答：“没有。”又问：“软卧呢？”答：“也没有。”“那硬座有吧，干脆卖我一张硬座吧！”想着硬座的艰辛，我拿着这张票沮丧地退了出来，见到两个穿制服的先生诉说了我的不幸。先生们说：“嗨，你排错队啦！你应该去8号窗口。”在8号窗口再从头排队，又排到了，却依然被告知：“没有。”从售票大厅出来，突然发现去福州有软卧大巴。一打听，居然还有票。我赶紧和大巴售票员说好先去火车站退票，然后再来买汽车票。又回到火车售票大厅，找到退票窗口，却赶上办事人员不在。耐心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来。我干脆到另外一个窗口去碰运气。“你要退票吗？”“是，因为没有硬卧，我想改坐大巴。”“有硬卧呀，去12号窗口看看。”所幸12号窗口居然没有一个人，我小心翼翼地问：“您好！我想买一张去福州的硬卧。”里面的官员用同样小心翼翼的目光上下左右审视了我一会儿，在纸上写了什么字，然后交给我说：“去8号窗口！”终于，经过两个小时、6个窗口，我终于胜利地退掉了硬座，拿到了硬卧。当我骄傲地拿着硬卧票走出售票大厅时，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冲我直翘大拇指：“你真行！”

票拿到手了，心里却又莫名地产生其他令人不安的念头：我的床位会不会离高音喇叭太近？同车厢的室友会不会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咳，别管这些了。在中国坐火车其实挺舒服的，因为火车正点运行（与大巴小巴完全不同），服务员小姐漂亮可亲（与车站的售票员正相反），车厢相对整洁（除厕所以外），硬卧也完全可以忍受。我发现中国人喜欢下铺。也许是因为下铺票价高些？也许是因为下铺容易往窗外扔东西？也许是中国人有恐高症？不管怎样，反正我非常满意我的上铺，不仅相对安静独立，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少付一点钱的情况下，居然和下铺的人同时到站。这就是幸福啊（在中国幸福的感觉来的似乎很容易）！

与乘火车相比，乘公共汽车的幸福感觉就少得多了。据我观察，中国似乎有两种公共汽车：一种是让乘客等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到来），另一种是等乘客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满座），反正开开停停，没个准儿。比公共汽车还要可怕的是那些专营旅游线路的大巴，整个就是劫持人质。我有一次参加这样的“旅游”，花了五个多小时逛纪念品商店和吃饭，最后看天色已晚，司机老爷急着回家，所以干脆就把该去的一个景点取消了。


说点正经的

吉普赛人的谚语说得好：“上路比抵达更重要。”在中国旅行虽然辛苦，但是你可以一路上与同行的中国人相处，经历在别的旅游点不可能获得的文化体验，足够你将来给孙子辈们讲故事了。


结束语

如果说中国人是火星人，那么这些火星人与我们高卢人很相象。和我们一样，他们不喜欢循规蹈矩，不喜欢约束和纪律。和我们一样，他们自尊、自傲，还有点沙文主义。和我们一样，他们喜欢大吃，也喜欢大喝。和我们一样，他们喜欢开玩笑，喜欢热闹。你也可以说中国人和犹太人很相象，因为他们都珍视家庭亲情，讲究集体主义，重视教育，懂得生意经。你也可以说中国人和美国人也很相象，因为他们都善良、轻率、自私自利而又爱国主义至上。真正的火星人其实不是中国人，也许是日本人（？）。说真的，今天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时，必定会觉得比与本国（法国）农民之间的沟通更容易。

话虽如此说，去中国前有些必要的准备还是必要的。所以特别附录了外国人完全生存手册和中法文化比较清单，仅供无知的洋人们和好奇的中国人们参考，也作为本文的结束。

附录一　在华老外完全生存手册

－时刻准备着最深刻、最可怕的文化震荡，最后你会发现一切震荡都是可以忍受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爱的。

－来中国前最好参加体能训练，增强平衡能力的力度。在中国上车、下车、排队的时候，会用得着这些功夫。

－细心领会中国式礼貌。如果中国人请你下饭馆，你一定要回请，而且回请的餐馆的档次不能低于中国人请你去的餐馆。如果中国人两只手递给你一件东西，你一定也要用两只手去接。如果在出门的时候，中国人请你先走，你一定要严词拒绝（至少一次），最好轻轻地推对方先走，表示你有自知之明，给对方面子。

－耐心，耐心，再耐心，把耐心当作哲学来学习。记住：你现在不是在你自己的国家了。

－来中国大陆之前最好在香港过渡一下，因为这里的人兼有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缺点。

－随身带耳塞，以备在有卡拉OK的旅馆使用。更积极主动的方法是，随身带自己的声源，如WALKMAN，以声制声。

－不要模仿中国人使用垃圾桶的方式，告诉他们清洁的中国比肮脏的中国更让外国人喜欢，让他们的爱国主义发作。如果无效，你也可以安慰自己说满街的垃圾就是就业，而山上风景区的垃圾可以让游人避免迷路。

－学会熟视无睹，脏乱差一概看不见，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脚上以及与脚接触的地面。

－学会忍气吞声，如果你不得不使用公用厕所的话。

－在来中国之前，主动退出动物保护组织。不要对盘子的东西疑惑，只要好吃就行。反之，不好吃，就说不好吃，避免再次遇到同样的东西。

－小心：茅台的滋味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与我们用来刷厕所的那种液体差不太多。我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真正喜欢茅台的西方人，但是我也至今没有遇到一个因为喝了几杯茅台而生病的中国人或外国人。

－参加宴会是生意场上的常事，但是宴会之中又绝不谈及生意。吃饭是一件严肃的事，一心不可二用。

－中国人口密度大，因此身体接触不可避免。特别是对你的朋友、同事，适时握一下收、拍拍肩膀或者捶打背部，都是亲切友好的表示。当然女性除外，此为授受不亲。

－不要随意施舍、给小费，有的中国人喜欢，也有中国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保持谦虚谨慎，多说自己国家的缺点、弱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

－如果有人喊你“老外”，你就回答他们：“小内”（年轻人）、“老内”（老人），效果极好。



附录二　中法文化对比清单

地球人（法国）　　　　　　　　　　　　　　　火星人（中国）

“我的”，“你的”　　　　　　　　　　　　“我们的”，“你们的”

享受服务　　　　　　　　　　　　　　　　　　请求批准

制服厌恶　　　　　　　　　　　　　　　　　　制服崇拜

警察保护隐私　　　　　　　　　　　　　　　　警察干涉隐私

遇事找政府　　　　　　　　　　　　　　　　　遇事找老爸

东西各就各位　　　　　　　　　　　　　　　　人各就各位

收信人地址在信封下方　　　　　　　　　　　　收信人地址在信封上方

底层楼　　　　　　　　　　　　　　　　　　　一层楼

黑色的葬礼　　　　　　　　　　　　　　　　　白色的葬礼

地图上法国是世界中心　　　　　　　　　　　　地图上中国是世界中心

“亚洲人长的全一个模样”　　　　　　　　　“欧洲人长的全一个模样”

“我”（手势指胸脯）　　　　　　　　　　　“我”（手势指鼻子）

巴黎人瞧不起外省人　　　　　　　　　　　　　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

晒黑　　　　　　　　　　　　　　　　　　　　美白

抬手叫出租车　　　　　　　　　　　　　　　　抬胳膊叫出租车

走在狗屎成堆的大街上　　　　　　　　　　　　吃狗肉

刀叉和面包　　　　　　　　　　　　　　　　　筷子和米饭

向坟墓上送鲜花　　　　　　　　　　　　　　　向坟墓送食品

甜早点　　　　　　　　　　　　　　　　　　　咸早点

安静而灰暗的餐馆　　　　　　　　　　　　　　吵闹而明亮的餐馆

“你好，走得好吗？”　　　　　　　　　　　“你好，吃了吗？”

勤洗澡　　　　　　　　　　　　　　　　　　　勤洗衣服

吐泡泡糖　　　　　　　　　　　　　　　　　　吐痰

骂人夸大其词　　　　　　　　　　　　　　　　恭维夸大其词

藐视权威　　　　　　　　　　　　　　　　　　尊重权威

让别人丢面子　　　　　　　　　　　　　　　　保全自己的面子

吹嘘所送礼物的价值　　　　　　　　　　　　　贬低所送礼物的价值

当客人面大呼小叫拆礼物　　　　　　　　　　　客人走后悄悄地看礼物

穿体恤杉旅游　　　　　　　　　　　　　　　　穿西装旅游

“新年好”　　　　　　　　　　　　　　　　“恭喜发财”

溜狗　　　　　　　　　　　　　　　　　　　　遛鸟

照景物相　　　　　　　　　　　　　　　　　　照人物相

坐在地上　　　　　　　　　　　　　　　　　　蹲在地上

汽车为责备他人而鸣笛　　　　　　　　　　　　汽车为警告他人而鸣笛

女人吸烟时尚　　　　　　　　　　　　　　　　男人吸烟时尚

多生孩子多补助　　　　　　　　　　　　　　　多生孩子多受罚

游戏与做人

游戏人人都会，做人不见得个个都ok。游戏让我体会做人

先回顾一下自己的游戏经历，算是检讨自己的做人。

记忆之外的游戏全部咔嚓。

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游戏是学残疾人。砍柴后一起回家的一堆伙伴中也不知道是谁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看谁胆敢赤脚踩着镰刀扮瘸子。伙伴们个个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可把一边的我给急坏了。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让我来。于是我把爷爷家那锋利的长弯刀踩在脚下，还没跨出一步，锋利的刀刃已经割入脚掌。但是豪强的我硬挺着不吱声，坚持踩在刀锋上走了几步。伙伴们被我的勇敢惊呆了，一个个瞠目结舌，半是崇拜半是嘲弄地望着我，谁都没想起赤脚踩在刀锋上的后果将会怎样。当然，我知道，在得意洋洋之际我暗暗落在最后面，不要让鲜血被人看到。逞英雄的后果是爷爷的一阵火辣辣的板栗。

另一个游戏仍然是逞英雄。还是我。哥哥和几个大孩子在石板上点燃一堆松节油，问谁敢一巴掌拍下去。结果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敢上。我一巴掌拍到熊熊燃烧的松节油上，只听得吱吱几声。我来不及装英雄便哇地一声给哭出来，招来的自然是一阵嘲笑，当然，还有回家后爷爷的一阵暴打。哦，还有，我可怜的手掌第一次感受到了不打麻药开刀是什么滋味。那刀子我一辈子都记得，不知道那赤脚医生在哪找的那么一个锈迹斑斑的破铁片，割我那腐烂了的小嫩肉都割不动。

哦，哦，不对，我记得最早的一个游戏应该是我三岁或者四岁或者五岁那会儿，具体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哥哥刚上幼儿园。情形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哥哥他们一群大孩子（其实也就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屁孩）捅了幼儿园边的一个马蜂窝。那一群硕大的马蜂见家园被毁，怒不可遏，个个开着战斗机向哥哥他们那一群大孩子冲去。把这群我眼里平时的英雄们吓得抱头鼠窜。把蹲在地上正和隔壁小姑娘一起玩过家家的我弄了个友邦惊诧论，我好奇地站起来问：“哥哥，你们在跑什么？”天可怜见，我那从小聪明透顶的哥哥立即停下来，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在捉迷藏，你站在这里闭着眼睛别动，等我们藏好了你来找。。。。。。。”话还没说完，没等我闭上眼睛，哥哥就抱头鼠窜了。我兴奋闭着眼睛，等着去找哥哥他们。谁知，等来的是一群疯了一般的马蜂。据说，被马蜂蜇的那一阵子，是我一生中最胖的时刻，时隔多年，我也不知这句话的真假，总是的吧，要不为何我总长不胖呢？

儿时我家最富，因为我爸爸在新疆挣大钱；但儿时我也是最可怜的，因为我没有一个自己的玩具。怎么办？自己做呗。好在我身边的哥哥叔叔们都是能工巧匠，他们个个都有数不清的让我羡慕得做梦都流口水的玩具：用锯条做的手工小刀，用汽车内胎做的弹弓，甚至有位堂兄曾经制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汽车计划。当然，汽车轮子是木头做的。现在想来，当时就是这一群能干的哥哥叔叔把我给害了：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能够在任何一位那里借到无数宝贝，借的结果是我从来就不曾想过自己动手做。同样，他们做的东西太好了，即使我想做，做出来的东西也总是跟他们做的相差不可以千里计。这种挫折感使得我也很少自己动手做玩具。这样以来，我的手我的心就没有任何锻炼的机会。最可恨的结果是，养成了我依赖别人的毛病。这毛病可把我害惨咯。

大了。上学了。不同大队、小组的孩子聚在一起，自然又有不少乐子。其中之一就是抓石子儿。我想不同当时我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的一个游戏我就是不会。我不愿意做离群之羊，所以我开始练习抓石子儿。估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这么专著而执着地想把一件事情做好，证据是：为了学会并超过班上最好的抓石子儿的高手，我在坚硬如铁的石板上练了一个月零N天，直到我能够将绿豆那么大小的石子儿一个不漏地全部抓起来为止。还有一个证据：我的手指和掌缘在坚硬的石板上砸出了十二个伤疤。可以说，每一颗石子儿都是血染的风采啊。好在，我成功了；更好在，从此我相信我不比任何人差，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这个信念一直指导我直到大学。

为什么是直到大学呢？因为在大学几年中，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让我自己感到吃惊，然而绝望。要不是如此，我早就该睡了，而不会写这篇小文了。正是因为我在大学的变化太令我吃惊了，所以，今晚下棋和拱猪都输得一塌糊涂之后，我不服气，下了一把又一把，输了一把又一把，拱了一次又一次，输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我自己都感到好笑了，才罢手。于是，开始反思，于是就有了这篇小文。

看样子，我又是准备半途而废、戛然而止，去睡觉了。不行，还是再给20分钟，说说我看到的别人游戏时的表现吧。

二叔的儿子王雷平。当时我和他还有他妹妹经常玩争上游。规定是下游必须给上游进贡，要什么由上游说了算。我前面说了，小时候的我笨得要死（当然，现在也笨，区别在于我现在知道自己笨而当时不觉得而已）。所以，我很少赢。赢家总是这个比我大一岁的堂兄。每次玩，他都让我永世不得翻身。我自然乐在其中，因为我总想着要翻身；我这位堂兄显然比我更乐在其中——他喜欢把我弄得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每次我抗议说不公平（好牌都贡给他了，我怎么翻身）时，结果都是我妥协。因为他说他喜欢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按照我提议的公平地来玩，他就觉得没意思，如果他觉得没意思，他就不再玩了，而如果他不再玩了，就再也找不到人来陪我们玩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玩了，我就永远没法打败他了。所以，为了打败他，我只好继续玩这永远都翻不了身的争上游。

但是，偶尔我也会一开始运气好，抓到好牌（那种白痴拿到都能打赢的好牌），当了上游，按照我们的规矩，下游自然要把他最好的牌贡献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把上游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是，几局之后，我就觉索然无味，要求重新来过。原因很简单，无论我怎么打，我都是上游，下游没法和我竞争，这样玩牌比赛的乐趣就全没有了。而一旦我提这个建议，我的堂兄立马同意。他当然只想当永远的赢家而非永远的输家，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喜欢虐待下游的快感。

说说更近的几个例子。

最初我在网上下棋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当他发现自己没法赢我的时候，他就不动子了，或者他的网络连接突然显示给断掉了。我等啊等，等得没耐心了，自己就先退了，于是呢，本来是赢棋的，结果反被扣分。

所以我就换到有时间限制的房间去玩。我喜欢10分钟一局的房间。但是我又会遇到除了前面说的那种玩家以外的另外搞笑的玩家——他把时间设定为1秒！我经常不看时间，直接点击开始。于是，还没等我动子，系统就提示“您输了”。真是聪明的玩家！怪不得我还奇怪他玩的局数那么说，分数却那么高！

另一种情况是：当别人请求悔棋时，我答应了；可等到我自己疏忽了想要悔棋时，对方打死都不给悔了。

还有一种情况：当对方发现自己要输了，于是请求和棋。和棋我当然不干。于是对方立即就不动子了，等着我耐不住自己退出去。这叫做先礼后兵。

打牌的门道就更多了，据说有透视别人牌的软件，也有记牌软件，还有最原始的，两个人坐在一起互相看牌配合来糊弄别人。更搞笑的是拱猪时碰到的一些网友。当他发现自己快输得没裤子穿时，他来个逃之夭夭。他宁可让自己扣掉40000分，也不肯让别人得到几千分或者一万多分。真是英勇啊。

在QQ上玩，遇到的搞笑场景更多：一次，几个人在一起拱猪，有个家伙技术太差，老是输。他一怒之下，竟然动用他的QQ特权，将我不声不响地就给踢出去了。这也还算比较文明。有一次一个家伙输得太多（我当然是赢的太多），他恼羞怒之下，竟然打字骂我，说脏话，叫我滚。啧啧，这修养，我当然必须退而远之了。

再说个更近的，阳阳这个小坏蛋，每次给他介绍游戏玩，他都不肯动脑筋自己好好整，却一门心思地去网上查作弊方法！

上周一，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大爷爷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大爷爷其实是我法律上的爷爷，因为父亲被抱养给他。尽管我早就知道八十多岁的大爷爷离开我们也就在这几年间，但是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仍然如被雷劈，半天反应不过来，父亲说什么我都没听见了。

回到办公室，我想尽量装得专业一点，但是悲伤依然悄悄爬上我的眉头，使得我无法安心工作。下午下班后，小猪发现我的异样，开玩笑地说，今天怎么不看美女了。我勉强笑笑，仍然低下头去。

这几天我一直回避着大爷爷已经去世的现实。在喧嚣的闹市中，在忙碌的工作中，我确实可以逃避；但是一旦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再也无处可逃。

我经历的第一次死亡是我真正的大爷爷的去世。我记不清楚那时我多少岁，我也回忆不起我那真正的大爷爷长什么样。每次想起他，我只记得他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嘴巴以及我们这些淘气鬼故意逗他时他气得浑身哆嗦着低低地从嘴里费力挤出的几个字“鳏寡孤独五二爷（音）”。我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从大爷爷那扁扁的漏风的嘴里说出来时是特别的滑稽。长大后，读了书，才知道前面四个字的意思，但是“五二爷（音）”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也没弄清楚。

尽管我对我那真正的大爷爷的面貌记不清楚，但是对他的死亡我却记忆犹新。在众人呜呜的哭泣声中，好奇的我守在棺材外面，时刻等待机会要看一看静静躺在棺材中再也不会骂人的大爷爷。但是绕着棺材行走着的哭泣的人们并不理会我，依旧真真假假地哭，隐隐约约地笑。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将我抱起，让我看到了棺材中穿着鲜亮绸衣的大爷爷。大爷爷两手抱胸，黑洞洞的嘴依然张着，竟然还有两颗长长的牙齿露出。在摇曳的灯光中，看起来分外恐怖。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从此，对死人的恐惧深深植入我的灵魂。

那天晚上，鬼使神差地，我被安排到大爷爷生前睡的床上。那一晚，我做了个梦：一个年轻小伙子和我在梯子旁边玩，尽管他的面貌很是陌生，但我知道他就是大爷爷。我们玩得好好的。突然，年轻的大爷爷从背后抽出一把剪刀，朝着我的胸口狠狠扎来。我一边借着梯子躲藏，一边哭喊着：“大爷爷，你不能杀我啊。我是你的孙子啊。”但是大爷爷毫不为所动，依然挥舞着剪刀朝我扑来。我终于没能躲过，胸口被他狠狠地扎了一剪刀。我大叫一声，醒来。胸口真的如被刀割，剧痛不已。我在床上哭了起来。隔壁的奶奶闻讯忙跑来把我抱在怀里，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被大爷爷拿剪刀戳到胸口了。奶奶忙捂着我的嘴说，娃儿家不要乱说，你大爷爷死都死了，怎么还会拿剪刀杀你。但是，从此，只要我一伤心，胸口就会如被刀割。

让我再次把笔墨用回到我这个刚死去的大爷爷身上。

大爷爷有两兄弟，大爷爷是老大，老幺就是我爷爷。我爷爷养了七个儿女，可我大爷爷却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因此，我爷爷的父亲临终的遗嘱就是要我爷爷将我二叔过继给大爷爷，否则他死不瞑目。据说当时爷爷舍不得二叔，于是我的祖爷爷就指着我爷爷，始终不断气。后来我爷爷没法子，只好点头答应，于是祖爷爷的眼睛一下子就闭上了，断气了。二叔跟着大爷爷没多久，就被大爷爷大奶奶赶了回来。理由是二叔吃得太多。

爷爷是个孝子，一心想着完成他父亲许下的遗愿。于是二叔倍感回来后，他又把我父亲过继给大爷爷。这样我就有两个爷爷了。

据父亲讲，他到大爷爷家之后，大爷爷大奶奶同样嫌他吃得太多。不过好在父亲不像二叔那样贪玩，父亲虽然吃得多，但是活也干得多。所以大爷爷大奶奶虽然心疼自己的粮食，但终究没有将父亲赶回爷爷家。

多年后，父亲每每说起大爷爷，都是一肚子火气，抱怨大爷爷当初是怎么亏待于他。父辈的事情，我作为晚辈，永远只有听的份儿。但是在我记忆中，儿时的我在大爷爷家呆的时间非常多。我记得每次我到大爷爷家，都有肉吃。每次他们都是乐呵呵地看着我大块大块狼吞虎咽地吃肉啃骨头，从来没有说我吃得太多。倒是他们不准我浪费。而且，我记忆里，大爷爷对我总是笑呵呵的，从来没有呵斥过我，更没有打过我。他还经常坐在火堆边给我讲故事、烤土豆红薯吃。

尤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爷爷特有狗缘。我儿时那会儿，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狗。所以每次到哪里去我最是紧张，因为搞不好就会招来一群狗的围攻。但是大爷爷无论走到哪里，那里的狗都很友好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向他示好。当我和大爷爷同行的时候，更是尴尬：那狗看见大爷爷就摇尾巴，目光一转到我这边就龇牙咧嘴，恨不能扑上来将我撕成碎片。

大爷爷大奶奶没有亲生的儿女，所以他们养家畜也是把他们当孩子养。尤其是大奶奶，养头猪养几年都舍不得杀。我总是看见她趴在猪圈栏上，低声细语地跟猪说话。有时候，猪饿得慌了，在圈里嗷嗷直叫，大奶奶就在厨房里大声安慰道：“乖猪儿呢，你莫闹嘛，你的碗碗马上就来了。”那猪也当真听话，果然不再哼，静静地等着大奶奶将猪食倒进食槽。2005年冬天我回去的时候，在大爷爷家呆了几天。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大奶奶眼睛不好，耳朵更不好，她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火堆边。有一只大得出奇、踪迹诡秘的猫经常不定时地光顾大奶奶的火堆。当这只大猫光顾时，一向自诩耳朵灵敏的我丝毫发现不了状况，可是大奶奶睁着一双瞎眼，盯着屋子的某个角落，欢愉地说，你又来啦！来，过来我这里，给你肉吃。那只大猫果然乖乖地趴到大奶奶脚边。我问大奶奶，这只大猫是谁家养的。大奶奶说是下面院子里王朝礼家养的。我的天，王朝礼家离这里远得很哪。

从院子的人对待大爷爷的态度来看，他们也都把他当作一个性格好的老好人。据说，解放初那会儿，大爷爷还当过队长，是个老党员。如今村子里的人都叫他老队长。全不像父亲说的那样凶狠。我记得我十三四岁那会儿，对父亲的威信很失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这。

父亲于一九八二年出走，在外安家。大爷爷抱养的另一个儿子，我的幺爹，也死去好几年了，我幺妈紧跟着我幺爹死去。幺爹的儿子在青海打工，女儿远嫁。所以大爷爷大奶奶很多年都没人照顾。好在两位老人身体虽然病多，还是能够劳动，自己劳动所得也够他们两人生活。

困了，暂时写到这。乱七八糟的，有空整整，继续写下去，好歹也要写完。

每天上班，总会有些美丽的相遇。

和我第一个相遇的是父女三人。父亲是个和我差不多高也差不多瘦年龄估计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比我长得帅的短发男子；女儿是一对双胞胎，四五岁的样子。每次我总是先看到父亲微笑着的宁静的脸，然后顺着他的身影往下，就会看到那一脸严肃的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女孩。父亲的微笑和女儿的严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们是幸福的，则是一样的。

过了新闻路，转到天桥米线总店附近，我就会遇到一群女人，五六个，有年轻的，有老的，有长得好看的，也有相貌平平的。每次遇到她们，都是在这附近，她们每次也都是唧唧呱呱地说笑不停。当我这个傻小子第一次、第二次经过她们身边时，她们并不会注意到我；当我第三次、第四次经过她们时，便有人边说着话边对我微笑点头了。

到了公司楼下，我会遇到那只大黑狗。孤独的游侠，忧郁地游荡。我向它招招手，它便跑到我身边来嗅嗅，然后又慢慢地走开。每天都会遇到它，哪怕是下雪的天。

虽然，我和他们都没有说过话，但难说彼此之间早已为这种清晨美丽的相遇而在心中激起点点的涟漪。在这缓缓扩散开来的涟漪中，你总能看见生活的多姿多彩在其中的折射，对么？

[转贴]中国作家的三重贫困
文章提交者：季亘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绝对贫困———与中国富豪之间的比较

前一段时间，排列出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一片争议。坦率地说，笔者看到的却是贫困！

中国作家的第一重贫困是财富上的绝对贫困。

尽管可能有娱乐的味道，然而既是“以金钱论英雄”，不妨再来比较一下中国作家首富余秋雨与中国首富张茵（胡润版）之间的差距：撇开泡沫和水分不谈，1400万VS270亿，相差近2000倍！不过还好，作为“废纸回收大王”的张茵，多少还算与图书业擦点边，又都是“白色富豪”。

按诗人叶匡政的说法，近十多年作家的真实生存状态是：如果没有其他职业的收入，80%的作家至多勉强维持温饱，而诗人99%都会饿死。其实，作家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由于靠稿费不能维持生计，许多作家不得不搞“副业”：美国芝加哥诗派的奠基人卡尔·桑堡当过看门人，《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卖过墓碑石，亨利·米勒当过掘墓人，卡夫卡拿的则是工商保险公司的工资……

有“侦探小说鼻祖”之称的美国著名作家爱伦·坡视侦探短篇为“游戏之作”，而那首不朽的名诗《乌鸦》，则改了又改，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却只卖了十块钱，一时竟成笑谈。

而另一位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发行量却超过3亿册。少数幸运儿“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背后，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职业”（福克纳语）与“暗无天日的自杀”（杜拉斯语）。“赢家通吃”的行业特点，对于任何作者都不啻为一场人生豪赌。在这个中文博客突破5000万的全民写作时代，职业写作的成功率实与风险投资无异。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鲁迅算是“自由撰稿人”的成功典范了吧，然而他也有感慨的时候，“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事实上，据学者陈明远的统计，后期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平均月收入2万元以上，其年收入比他前期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的年收入两倍还多。

相比之下，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下，一介文人若不走仕途，其生存状态可能更接近于孔乙己。陶渊明，这个前国家七品县令辞职做了“自由撰稿人”后，虽戮力耕种，却不足以自奉，有时竟要向别的贫下中农讨食吃。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相对贫困———与他国作家富豪的比较

中国作家富豪的第二重贫困是与全球作家富豪之间的相对贫困。

英国女首富的作家罗琳，这位一度靠每周70英镑的失业救济金维生的曾经的单身母亲，目前身家10亿美元，未来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可谓名副其实的“点（魔法）石成金”。

然而，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文学经纪人里特以及被称为《哈利·波特》第知音的巴利，罗琳的命运将着实难以预料。事实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曾遭12家出版商的拒绝，英国的出版社首次只尝试性地印了500本精装本，而它日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编辑赖文背后的美国式营销。

一个作家竟比英国女王还富有，正暗合了后现代社会的趋势：力量由权力、资本向知识的转移。

而在知识经济体系内部，则存在科技与文化的主导权之争。在美国布蓝迪斯大学社会与经济学教授莱奇看来，“好创意，才是这个新时代的货币；资讯科技，则只是让这些货币更有效流通的银行。”但在目前这种框架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传播手段比内容更重要。

其实，“一字千金”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西汉初期，陈皇后为争宠于汉武帝，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633字的《长门赋》，“得黄金百斤”，合每字1.6两黄金……但这显然不是市场的产物！

马原，这位据说曾“狂言”国内如果有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定是马原的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现在的梦想却是写出像《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大畅销书。

不过马原可能会失望。中国社会转型的“叠加性”——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展开——决定了中国的“饲料首富”、“钢铁首富”与“软件首富”、“互联网首富”可能同时涌现，但就是不大可能出现传统写作意义上的“作家首富”！

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有“中国对美最大的单件出口商品”美誉的姚明高居榜首，并以1.7亿元的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入选者，而同样有“中国文化足以与好莱坞抗争的跨国公司”美誉的张艺谋，则仅以550万元居收入排名第49位（综合排名为第26位）。

马原或将遭遇与张艺谋类似的困境。在市场厚度上，整个中国出版业的规模还不及一个贝塔斯曼。在国际贸易中，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出版业甚至连温州的民营企业都不如。数据显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就像16世纪的手抄业。中国GDP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5，按购买力平价则为美国的一半多，而在个人财富上，中国作家首富余秋雨却不及全球作家首富罗琳的1/500，背后隐含的正是中美两国出版业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与美国那种强大而成熟的畅销书工业体系相比，我们几乎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而易中天引起的广泛争议，说明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致命贫困———想象力、创造力的贫困

《泰晤士报》这样评论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本书颇为激越，但也证明了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可以更快速也更有效地指出问题所在，比之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小组和各色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实验场，中国的“基督山伯爵”、中国的“红与黑”、中国的……正在这里同时上演。时代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比巴尔扎克、狄更斯更丰富的素材，“作家再荒诞还不如我们的现实生活荒诞，作家再高尚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高尚”，余华就曾坦言网上的社会新闻给予他灵感。

然而，与读者对作家的期望相比，当代文坛风景总体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呈“一蟹不如一蟹”（王朔语）的衰败之势。裸奔、包养、口水战之类的炒作救不了中国文坛。

畅销书就是畅销书，仅此而已，没有人会以《哈姆雷特》的标准来衡量《哈利·波特》，尽管就销量而言，罗琳已超过莎士比亚。但即使是畅销书，我们可又拥有《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样的想象力？

不可否认，文学边缘化的背后，有时代的因素，就像马原所指出的，“你不能想像人们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战争与和平》。在慢节奏的时代里才会有《红与黑》，可以饭后茶余、一点都不着急、那么从容去阅读的蓝本。”但爱因斯坦也说过：“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经济上的贫困并不必然意味着想象力、创造力的贫困。

事实上，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红楼梦》；巴尔扎克、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的不少作品，都是债务压力直接催生的；当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时候，怎么知道自己会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伟大的作品？当贫穷的单身母亲罗琳推着婴儿车到一家小咖啡馆取暖，并在餐巾纸或菜单上记下灵感的点点滴滴时，又何曾料到今日的大红大紫？

“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王朔以一种中国式的痞子消解了中国式的崇高，但终究未能写出《红楼梦》或《飘》这样真正伟大的作品来（有人不客气地称他的小说连给《飘》提鞋都不配），不过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发现，伟大的作品是一不小心写出来的。

真正的作家不是在“机械化养鸡场”里批量生产出来的，也决非靠“天价写作班”所能培训出来，而是在放野鸭子的过程中一飞冲天的那只白天鹅。据“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统计，25位作家富豪中，起码有10位没上过大学。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

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一些曾经的诗人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从诗人到商人，对分众传媒CEO江南春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也许，将来有一天江南春也会像退稿作者鲁丝·莉莉给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那样，为中国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呢！

然而，另一位诗人刘波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凭一部《传世藏书》赚得5000万，从此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一度被视为“新儒商”的代表人物，结局却是逃匿海外，身后留下数十亿元的贷款黑洞。

熊召政选择的则是“第三条道路”。当诗人要饿死的时候，他下海当了商人。经反复考虑，他发现自己当不了比尔·盖茨，也当不了李嘉诚，却有可能当中国的托尔斯泰，因此又“上岸”了，并因小说《张居正》而获茅盾文学奖。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智力与精神世界。一个不能在文化上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自然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与“复兴”。

“我花了整个上午校对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我又把逗号放了回去。”像王尔德这样试图建造大教堂的文字石匠在今天这个GOOGLE式写作（或曰百度式写作）的时代早已绝迹。由于缺乏“心灵鸡汤”的滋养，因此尽管这个社会人人都充满了对“奶酪”的渴望，最终却发现自己仍是“穷爸爸”。（蔡哲远）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

前女友给我传她的照片。我一张一张地接收，心一波一波地颤动。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你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这个人，你的感觉告诉你，这是个陌生人，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人；但你的理智告诉你，这个人曾经是你最亲密的人。这是一种痛苦的体验：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如今最陌生的人，套用一句歌词，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美国小学生守则：
　　　　
　　　　1、总是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
　　　　2、按时或稍提前到课堂。
　　　　3、提问时举手。
　　　　4、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与老师讲话。
　　　　5、缺席时必须补上所缺的课业。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6、如果因紧急事情离开学校，事先告诉你的老师并索取耽误的功课。
　　　　7、所有作业必须是你自己完成的。
　　　　8、考试不许作弊。
　　　　9、如果你听课有困难，可以约见老师寻求帮助，老师会高兴的帮你。
　　　　10、任何缺勤或迟到，需要出示家长的请假条。
　　　　11、唯一可以允许的缺勤理由是个人生病、家人亡故或宗教节日。其他原因呆在家里不上课都是违规。
　　　　12、当老师提问且没有提定某一学生回答时，知道答案的都应该举手
　　
　　　中国小学生守则：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2、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
　　　　3、热爱科学，努力学习，勤思好问，乐于探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有益的活动。
　　　　4、珍爱生命，注意安全，锻炼身体，讲究卫生。
　　　　5、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生活习惯文明健康。
　　　　6、积极参加劳动，勤俭朴素，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7、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貌待人。
　　　　8、热爱集体，团结同学，互相帮助，关心他人。
　　　　9、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知错就改，有责任心。
　　　　10、热爱大自然，爱护生活环境。

过年去了趟个旧。去时有熟人带路，一路无话。

回时和小猪两人。她开车，我坐车。对于路盲的小猪和毫不识路的我们俩说，这一路笑话不断：

甫出个旧城，就远远望到一个岔口。小猪慌了神，忙问我该怎么走。我说我哪里知道。小猪急了，那怎么办。我说不管了，先过去再说。等到车开到近处，我俩哑然失笑：哪里是什么岔口，不过是一个加油站的入口而已。

五分钟后，我们真的面对了一个岔口。前前后后望了半天，楞是没找到一个路标。在个旧住了二十多年的小猪傻眼了，不知往哪里走好，忙问我的主意。我的主意也不见得高明，无非是问三岔口那里的人呗。

找到一个中年汉子，问他弥勒方向走么走，汉子毫不犹豫地一指左边上山的路。虽然我记忆中临到个旧时并没有下山的路，但冲着那汉子毫不犹豫的口吻，我还是怂恿小猪上山了。

刚上山，小猪就怀疑走错路了。但已经没有后退的路了。我说，不管了，往前开吧，总会找到路回昆明的。

跌跌撞撞，犹犹疑疑地一路走去。每逢岔口，我们都紧张万分，生怕又像刚才那样没有任何标示。好在那些岔口都是明显的乡间小道。条条大路通昆明，断不会从小路就可以回到昆明的。所以我们放心大胆地朝着大路一路向前奔去。

到了石屏。左边一条烂路，右边一条高速公路。一边是建水，一边是鸡石高速。离我们要去的昆明和开远丝毫不沾边。没法子，又只好下车问人。擦车的汉子又是毫不迟疑地一指高速公路。我心里将信将疑，因为前面那个汉子的毫不犹疑让我们走上了歧路。一向不喜欢赌博的我赌性子突然迸发，决定就走这高速公路。交了过路费，我陡然看见路牌上写着鸡街、蒙自。我们要去的正是鸡街！

一路屁颠屁颠地跑完高速，踏上鸡街。小猪回头一看，我们俩小时走的路其实只要22公里就可以到达！

到了开远入城口又走错。我看路牌上明明画着个十字写了四个地名。可走到茶口跟前，我就傻眼了：明明是一个三岔路，哪里有十字？小猪说走左边，好，就走左边。走了半天，走到开远城里去咯。

这篇帖子写得忒无聊，不写了。

因为毕业论文的关系，我找来了肖华的《往事悠悠》。昨天读了几十页，今天上午索性一口气将它读完。

在阅读过程中，我为肖华和张艺谋的恋情感动，为他们坎坷的经历扼腕，更为张艺谋后来的成功感到由衷高兴，也为他们的婚变叹息不已。在书的前半部分，肖华的笔触是细腻柔美的，带着一种少女纯情般的感觉，这些文字都相当美，我为之倾倒，也为书中张艺谋时时处处表现出来的天才所折服。应该说，书的前半部分是相当优美的。我开始喜欢肖华，喜欢她的文字。从道义上讲，我为肖华后来的遭遇鸣不平。但是读到书的后半部分我就渐渐发现肖华的文字开始改变，前面的优美开始慢慢转变成一种戾气，肖华作为一个受害者的面目逐渐开始显露。到最后，尽管她一再描绘出自己对张艺谋的变心是如何痛心和宽宏大量，但是她那副受害人的凄惨模样已经跃然纸上了。坦白说，我初读这本书时建立起来的对肖华的好印象逐渐被她折服受害者的模样所损坏。她越是在书中描述自己的不幸，我越是发现她实在不适合张艺谋，对她的恶感也越是显著。

从她对张艺谋深沉的爱，对张艺谋变心后的宽宏大量，从她对张艺谋作出的一次又一次地伟大牺牲，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肖华是善良的！”然而我也要说，肖华是平庸的。她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女性。以她的见识，她无法了解张艺谋，她的思想根本无法企及张艺谋的高度。所以她与张艺谋的结合，真的如张艺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错误”。不平凡的人注定了有不平凡的生命，张艺谋注定了不是普通人，这也注定了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可惜肖华不理解这一点。她从一个平常女性的观点出发，希望张艺谋作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这怎么可能！张艺谋如果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他就不是张艺谋，他就不是中国天才导演张艺谋，他只会是一个同千千万万普通陕西汉子一样的平庸之徒。

所以，当张艺谋还蹲在山旮旯里，还是一个普通农民时，肖华是适合他的，他也是爱着肖华的。但是一旦张艺谋飞出那个鸡窝，变成了金凤凰，平庸的肖华再也无法束缚住张艺谋高飞的心。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虽然这个比喻刻薄了些，但是确是如此——肖华无法理解张艺谋。她不能再继续帮助张艺谋高飞了，更别说和张艺谋一起高飞了。永不停歇的前进的心使得张艺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离开那个肖华精心编织的温暖的“牢笼”。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仇视陈世美。所以，在张肖的婚变中，肖华博取了舆论的广泛同情，以一个受害者的身分出现在公众面前。而我们的天才张艺谋则成了众矢之的，成了20世纪的陈世美，身上背负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想到此点，我开始同情张艺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也必须背负这样的十字架。我想，在他心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甘愿背上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自己永不停歇的艺术之路上大步前进吧！

肖张的婚变，不是任何个人的错。是历史的错，是命运的错。可怜的肖华，可怜的张艺谋。

肖华对自己受害者的面目的展露也是有限度的。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毕竟她开始醒悟，开始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不能归结为个人，更不能归结为张艺谋人格的缺陷，而是应该归结于这个时代甚至人的命运上。爱上张艺谋，不是她的错；张艺谋离开他，也不是张艺谋的错。仅此而已。想通此点，我又开始喜欢起肖华来，正如我对张艺谋越来越喜欢一样。

现在什么假的都有。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造假早就存在。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议论过，镇上有人买的辣椒面就是掺了山上野生的shui3 chua1 zi3。那种东西我们上山砍柴时经常吃到。红红的，豌豆大小，形状象个小南瓜或小柿子。好一点的比较甜，差一点的就涩涩的。一棵树上可以打下好几斤呢。

更早一点的。我想起看到过一篇资料，讲解放初期资本家怎么坏，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供应的棉花是发霉的烂棉花，给解放军供应的子弹据说好多都是哑弹，具体记不清楚了。讽刺的是那时候说是资本家只顾赚钱没有道德造假，现在举国上下都开始造假了。

更有意思的是，中学时代用过一种橡皮擦，真品柔软有弹性，后来没多久居然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假橡皮擦，硬硬的，擦在纸上打滑。连橡皮擦都有假的，想想看。

个人总结，造假有如下几种状态：

1、没有意识到造假的危害。造假是一种很正常的降低成本的手段。当年老头子开食品厂，将商店卖不出去的发霉食品回收晒干后磨成粉再次利用生产食品就是一例。当时大家都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自家也吃掺了发霉食品粉末的面包和月饼。并不像今天有些人明知道有害还造假，造了自己不使用。

2、明知有害而造假的。这里面又分两种：

A、生产经营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为了谋取更大利润而造假。这种现象简直太普遍了。

B、生产经营成本在其接受范围之外，不得不造假。比如公路运输。苛捐杂税太高，不造假——超载就没利润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怎能不造假？

总之一句话。中国造假这么普遍，跟生产经营成本过高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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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谋划一次诗意的迟到，下车后却没了那个胆儿，还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公司，还差三十秒迟到！

昨晚聚餐后和L师一起坐车回家。她在车上的一番话让我想了又想，在脑子里久久不能挥去。

L师的话大意如下：

wanght，其实全公司最纯的人就是你了。

你说的y未必就真像你看到的那么纯。她的心眼儿还是有的，这我是早就看出来了的。

y之所以对你好，是因为你对她构不成任何威胁，她当然乐意向你示好了了，像q和liu，他们很可能会威胁到她在公司的地位，所以她才和那两位的关系那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工作沟通不到位的缘故。

公司上下，除了你，李总，黄师，马师以外，其余的人恐怕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社会中混，还是要多个心眼儿的好，你对任何人都不设防，对你很不利的。